杜甫

杜甫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字子美,漢族,祖籍襄陽,生於河南鞏縣。自號少陵野老,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與李白合稱“李杜”。為了與另兩位詩人李商隱與杜牧即“小李杜”區別,杜甫與李白又合稱“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稱為“老杜”。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後人稱為“詩聖”,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後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創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別》等名作。759年杜甫棄官入川,雖然躲避了戰亂,生活相對安定,但仍然心繫蒼生,胸懷國事。雖然杜甫是個現實主義詩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不難看出杜甫的豪氣乾雲。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宏偉抱負。杜甫雖然在世時名聲並不顯赫,但後來聲名遠播,對中國文學和日本文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杜甫共有約1500首詩歌被保留了下來,大多集於《杜工部集》。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 杜甫

杜甫出身於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後。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於“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遊

杜甫 杜甫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遊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遊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於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遊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杜甫

杜甫生活於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動亂、揭露統治者的醜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後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乾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於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陝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儘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陝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台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後,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於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後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也稱“浣花草堂”。後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0)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狂夫》)“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飢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雲安(雲陽),於大曆元年到達夔州(奉節)。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僱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曆三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嶽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曆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唐代宗大曆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後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畫,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曆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詩歌特色

取材方面

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於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飢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於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

思想方面

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悲天憫人,憂國憂民,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聖”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並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

手法方面

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於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於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

語言方面

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用字準確,形象生動,多姿多采,並善於運用民間口語。

體裁方面

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於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

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鍊,為歷代典範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於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

風格方面

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鬱頓挫,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鬱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表達自己愛國的思想。

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鍊字鍊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繫。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訊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借,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後的懷念。

(參考資料來源於杜曉琴《二十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綜述》第三節)

人物評價

《杜工部詩話選》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跡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藤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狹隘,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七言難於氣象雄偉,句中有力而紆餘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悲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餘嘗戲謂學子,言老杜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浪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回,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句。若有解者,當與渠同參。

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孟嘉帽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爾。

餘頃年游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鐺。”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於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惟當所見處,乃始知其妙。作詩正要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餘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培(註:改為木字旁)矛盾動搖角大兵起〔註:不知在哪斷句,存疑〕”,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於此,可以為工也。

古之作者,初無意於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雲“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老杜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鬱郁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人亦當味此而泣者也。齊梁間樂府詞云:“護昔加窮褲,防閒托守宮。今日牛羊上邱隴,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清《全唐詩》

元稹之言曰:“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亦云:“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元、白之論如此。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於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為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舊集詩文共六十卷,今編詩十九卷。

劉大傑《魯迅談古典文學》

魯迅對杜甫的評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曾經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記》等名作參與發動“五四”文化革命之魯迅,到三十年代,巋然成為眾望所歸之革命文學導師,晚年與友人討論中國文學史,以為中古之陶潛、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詩人,繼而又說:“我總覺得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這也是時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魯迅晚年在政治上己與胡適分道揚鑣,惟此評論杜甫之寥寥數語,仍然與胡適笙磐同音。他還曾經說過:“杜甫是中華民族的脊樑!”

紀念大會

杜甫誕生1300周年紀念大會杜甫誕生1300周年紀念大會

2012年9月,以“詩聖著千秋,草堂留後世”為主題的杜甫誕生1300周年紀念大會在四川成都隆重舉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紀念杜甫誕生1300周年最重要的活動之一。雖然杜甫只在成都寓居不到四年,但在杜甫寓居成都的“杜甫草堂”,杜甫留下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春夜喜雨》等千古名篇。自晚唐開始,千百年來成都草堂一直被人們視為紀念杜甫、吟誦詩歌的文化聖地。國內外文化學者代表、全國各地杜甫紀念地代表及社會各界人士約800人參加了此次文化盛會;而著名書畫學者黃錦祥先生撰寫七言一首:“行吟惠義腹中詩,沉鬱高揚賦我思。謳雲頌月無聞語,吐盡人間疾苦詞。”作為紀念。這些都體現出人們對這位偉大現實主義詩人的深切緬懷與熱愛,亦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傾慕繼承。杜甫詩歌具有穿越時空的巨大力量,其影響不僅是文學的也是社會的,不僅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不僅是中華的也是世界的,千載歷史的回音壁上,崇杜之聲不絕嗣響。

詩詞名句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

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兵車行》

挽弓當挽強,用劍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春望》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春望》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江南逢李龜年》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陽樓》

娟娟戲蝶過閒幔,片片輕鷗下急湍。《小寒食舟中作》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登高》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高》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登高》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閣夜》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詠懷古蹟五首》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詠懷古蹟五首》

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秋興八首》

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旅夜書懷》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春夜喜雨》

軼事典故

憤斥皇親

唐玄宗當政時期的唐王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大國。但就在這表面上看起來仍然強大的大國里,因上下其手等諸多原因,業已孳生著崩潰的徵兆。終於唐王朝迅速走向傾覆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的發生。杜甫獲悉這種情況後,覺得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於是他便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後來被選進著名選本《唐詩三百首》的詩作,亦即題為《麗人行》的七言長篇古詩。該詩由於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死因之謎

多少年來,杜甫給後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

一、病死說

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於杜甫的死,書中寫道:“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二、賜死

此說最早出自於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後,後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並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問題,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賜死杜甫,而唐玄宗死於寶應元年(762)。

三、自沉於水而死

此說源於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像。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於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飢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繫,離開四川後的杜甫客居湖南,由於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說是連續餓了5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家庭成員

祖父

杜甫的祖父為唐初詩人杜審言。杜審言很有才華,但恃才傲世。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唐高宗鹹亨元年(670)擢進士第,為隰城尉。後轉洛陽丞。武后聖曆元年(698),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卻在此時得罪同事郭若訥、長官周季重,兩人合謀誣陷杜審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並年十三,刺殺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審言因此不死,被武則天召入京師。又因欣賞其詩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員外郎。後因勾結張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詔回。

父母

杜甫的父親為杜審言長子杜閒,生母為清河東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後不久就去世,父親續娶盧氏。杜甫由其姑母撫養長大。杜甫有兄長,早夭,三個同父異母弟及一同父異母妹,杜甫在詩中常提及他們。但杜甫極少提到繼母。

妻子

杜甫於30歲時,暫時中斷了在齊魯燕趙間的漫遊,回到洛陽,在偃師縣西北的首陽山下築就陸渾山莊,然後迎娶了弘農縣(天寶年間改靈寶縣)司農少卿楊怡之女為妻。司農少卿為主管農業和財政的副部長,與世代為官的杜甫家可謂門當戶對。妻子小他十多歲。遺憾的是杜甫並沒有為愛妻立傳,楊氏夫人的名字也無從知曉,但杜詩中多處提及她。

兒女

育有兩子宗文、宗武,一女鳳兒。

後世紀念

故里

杜甫故里景區杜甫故里景區

杜甫故里

位於河南鄭州鞏義市城區西北5公里處的康店鎮康店村西部邙嶺上。占地34畝,座北向南,主體建築有大門樓、杜甫大型雕像、雙層亭、詩聖碑林、杜甫墓、吟詩亭、望鄉亭、草亭、獻殿等組成。整個景區種植花木3000餘株,奇花異草點綴、綠樹成蔭、松柏輝映,巍偉莊重,各種設施具有園林建築風格,已成為邙嶺上閃閃發光的一顆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紀念館,陳列歷代杜詩版本和研究杜詩的論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別”詩意畫等。每年接待遊客2萬人次,門票收入10萬元。1963年6月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墓地

杜甫墓杜甫墓

杜甫墓

在河南鄭州鞏義市南窯灣村,是一座清靜雅致的小院落,靠山有一個磚砌窯洞,現為杜甫故里紀念館。杜甫晚年窮困潦倒,代宗大曆三年(768),全家經今湖北入湖南,沂沅湘以登衡山,溯湘江而上,大曆五年繼向郴州探親,因耒水暴漲遇阻,寓居耒邑,耒陽聶令禮為上賓。是年,杜甫因貧病交加,死於耒陽至衡陽湘江舟中。聶令治葬築墓,背經向南,墓周砌石欄,正面有南宋石刻橫貼有“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環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樓房,土木結構。正中主殿設杜甫檀香木雕像,東、西廊房10數間,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書院。

草堂

杜甫草堂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為杜甫所建草堂,後經五代前蜀時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重結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經宋、元、明、清多次修復而成,其中最大的兩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慶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規模和布局,演變成一處集紀念祠堂格局和詩人舊居風貌為一體的博物館。歷代僅杜甫墓、杜公祠題詠多達六十餘首。

祠堂

杜公祠

堂凡有數處,自成都﹑耒陽、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劍門諸祠。今耒陽有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橋、杜陵書院等遺址,在杜甫遺址的基礎上辟有杜甫公園。杜甫遺願要歸葬首陽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窮困無力做到,只好暫時掩埋於耒陽,死後四十三年方由其孫杜嗣業扶柩歸葬於河南洛陽偃師首陽山下,在首陽山下也有杜甫墓。今陝西省西安城南長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為明代創建,解放後全面修整,闢為“杜甫紀念館”。

江閣

杜甫江閣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湘江中路二段,屬於園林仿古建築,為紀念唐朝詩人杜甫所建。與橘子洲、嶽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閣不足一千米。江閣園林區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3800多平方米,主閣共分四層,高18米。2002年長沙市政府決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個建築全面建成並通過專家驗收,隨後向市民進行試開放。

中國古代名人

中國古代名人例如:詩人、學者、官員等,他們推動了社會的發展,推動了人類的進步,我們要向他們學習. 。 

中國歷史上十大文學家排名

中國古典文學分為詩和文,文又分為韻文和散文,現代一般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並稱為四大文學體裁;中國的抒情詩和散文(稱為古文)最早而比較發達。西方則分為詩歌與散文兩個基本類型。敘事詩和戲劇成熟較早,此外小說比較發達。 
屈原 屈原    司馬遷 司馬遷   陶淵明 陶淵明    李白 李白   
杜甫 杜甫   白居易 白居易   韓愈 韓愈   歐陽修 歐陽修  
蘇軾 蘇軾   曹雪芹 曹雪芹    

中國歷史上的“十聖”

孔丘,字仲尼,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司馬遷,字子長,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的作者;王羲之,字逸少,是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酒聖—杜康;文聖—孔丘;史聖—司馬遷;詩聖—杜甫;醫聖—張仲景;武聖—關羽;書聖—王羲之;草聖—張旭;畫聖—吳道子;茶聖—陸羽;
杜康 | 孔子 | 司馬遷 | 杜甫 | 張仲景 | 關羽 | 王羲之 | 張旭[書法家] | 吳道子 | 陸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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