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

宋代

宋代(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是中國歷史上承五代十國、下啟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兩個歷史階段,歷十八帝三百二十年。公元960年,後周大將趙匡胤黃袍加身,建立宋朝。北宋初期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來藩鎮割據和宦官亂政的現象,採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針,一方面加強了中央集權,另一方面經濟文化空前繁榮。宋真宗、宋仁宗時期步入了盛世,1127年金兵大舉南侵,造成了靖康之恥,北宋滅亡。趙構在應天府南京即位建立了南宋。後期抗蒙戰爭連年,到1276年,元朝軍隊攻占臨安,1279年,8歲的小皇帝趙昺被大臣陸秀夫背著跳海而死,厓山海戰後,宋朝徹底滅亡。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期。

基本信息

朝代介紹

宋代宋代
宋朝從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建立,到1279年被元朝滅亡,共存在了319年。宋通常分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時期,北宋是與遼、夏、金對峙時期,而南宋則是偏安衰亡時期。北宋在統一北方地區後,經濟、文化得到一定發展,海外貿易也很發達。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王安石變法,雖然沒有能完全實現北宋的長期強盛,但也解決了一些社會矛盾。而方臘、宋江起義則從側面反映了宋朝的內部矛盾已經加深。金滅北宋後,南宋基本是偏安在江南地區,沒有了北伐重新統一北方的雄圖大略。岳飛的北伐在統治者看來也僅是為了更好地偏安,鞏固自己的政權。南宋末年賈似道的貪權誤國加速了南宋的滅亡。文天祥等人的力挽狂瀾也無法阻擋其速亡的勢頭。最後,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勇壯烈多少掩飾了南宋滅亡的種種悲涼。後周恭帝繼位後,命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歸德軍駐紮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次年,趙匡胤在陳橋發動兵變即位,因其發跡在宋州,故國號曰“宋”,定都汴梁(今開封)。靖康年間,金兵攻陷汴京,北宋遂亡。徽宗第九子趙構在臨安(今杭州)重建宋王朝,史稱“南宋”。靖康年間(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東京,徽、欽二帝受金人擄去,北宋遂亡。趙構成為南宋第一代皇帝。後南遷設行在臨安府(今杭州臨安),偏安一隅。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南宋行在臨安,宋朝亡國。但是宋室和廣大的愛國軍民始終沒有投降,拚命抵抗。文天祥在陸地組織軍民反抗元軍侵犯,陸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組成行朝。有學者認為宋朝滅亡是“崖山之後無中華”。

北宋前期

960年春,後周禁軍統帥趙匡胤,謊報北漢和遼朝會師來攻,於是奉命帶兵北上,到了開封東北的陳橋驛,遂發動兵變,“黃袍加身”,回師都城,奪取了後周政權,定國號為“宋”,史稱“北宋”。趙匡胤就是宋太祖。北宋在建立後的第四年,就開始進行統一全國的軍事行動。北宋最高統治者認為,當時對遼朝還沒有取勝的把握,只能在邊境上採取守勢;而南方割據政權統治區域大都是物產豐富的地區,這些政權的實力又較為薄弱。因此,其統一戰略部署是先消滅南方的割據政權,然後北上削平北漢以及收復幽雲地區,即所謂“先南後北”。963年(乾德元年),北宋首先出兵滅掉荊南,接著陸續滅掉後蜀、南漢和南唐。在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下,978年(太平興國三年),割據漳、泉二州的陳洪進和吳越的錢祐相繼歸附,南方的割據政權全被消滅。979年,宋太宗親率大軍出征北漢,把“十國”中的最後一國滅掉,消除了五代十國分立割據的局面。

杯酒釋兵權

宋代宋代
961年(建隆二年),宋太祖通過“杯酒釋兵權”的措施,解除了石守信、王審琦等一批手握重兵的節度使的大權。同時規定,禁軍不再設定最高統帥,罷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及侍衛馬步軍正副都指揮使的職位,而且把禁軍兩司(殿前司和侍衛馬步軍司)分為“三衙”,即殿前司與侍衛馬軍司、侍衛步軍司,鼎足而立。三衙的將領則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且時常加以調動。這些將領雖統率軍隊,而軍隊的調遣和移防等事則須聽命於樞密院。同時,還實行“更戍法”,禁軍的駐屯地點,每隔幾年更調一次,而將領卻不隨之更動,使得“兵無常帥,帥無常師”,防止軍隊為將領所私有。從此結束了武人專橫跋扈的局面。分割宰相權力,不但在宰相之下添設“參知政事”作為副貳,而且還把樞密使和三司使定為常設官員,以樞密使分取宰相的軍政大權,以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財政大權。中書門下和樞密院,合稱“二府”。經過這番改革,宰相只剩下有限的權力。而皇帝便可以總攬大權。
削減長官的權力
規定州郡長官不能兼任一個州郡以上的職務,並且州郡的兵權、財權和司法權也歸朝廷。又規定州郡長官由文臣擔任,長官之外另設“通判”,使其互相牽制。後來,又把全國州郡劃分為十五路,陸續在各路設轉運使、提點刑獄、安撫使、提舉常平等司,統稱“監司”,也都由文臣擔任,只是安撫使有時用武人。路、州、縣的官員都由中央官兼攝,屬於臨時指派的性質,所謂“以京、朝官權知,三年一替”。這樣,地方長官的權力分散,任期又短,武力削弱,無法與朝廷對抗。

科舉制度

北宋建國後,就逐漸採取許多措施,嚴格考試程式,增加錄取名額,提高被錄取人的待遇,廣泛地吸收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參加政權。從宋太祖後期起,舉人經禮部試之後,必須再通過皇帝親自主持的“殿試”才算合格。這樣,被錄取的人便成為“天子門生”。宋太宗在位21年,通過科舉而得官的將近一萬人。宋仁宗在位41年,單由進士一科而得官的就有4517人。沼帔數量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成為封建國家的忠順臣僕,便鞏固了宋朝的統治基礎。
軍事部署;北宋統治者按照“守內虛外”的政策進行軍事部署。禁軍有一半駐防在京師及其附近,其餘分戍全國各要衝地區,主要是為了鎮壓人民。邊境上只屯駐較少量的禁軍,對遼、西夏逐漸採取被動防守的方針。宋太宗曾這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二)。北宋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對解決中唐、五代以來藩鎮跋扈的局面,對維護國家統一,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客觀上也有利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些措施雖然解決了中央與地方藩鎮的矛盾,卻種下了“積貧積弱”的禍根。

內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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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危機與議和政策。宋太宗滅北漢後,曾在979年(太平興國四年)、986年(雍熙三年)兩度出軍攻遼,企圖把契丹勢力驅逐出長城,可是全都失敗了。從此,北宋對遼採取被動防禦的方針。以後,北宋對党項貴族的戰爭也多失利,民族矛盾相當嚴重,邊疆也不斷出現危機。澶淵之盟規定:北宋每年給契丹銀10萬兩,絹20萬匹,稱“歲幣”;北宋與遼朝確立為叔侄關係;雙方開放邊境貿易等。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曆二年(1040年~1042年)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方又發動多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1044年(慶曆四年)訂立和約。史稱“慶曆和議”。和議規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契丹乘機要挾,北宋又增加歲幣銀絹各10萬,先後合計50萬兩匹。慶曆和議訂立後,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到1066年(治平三年),西夏又開始挑釁,戰爭又不斷繼續。長期的戰亂使廣大北方地區的農民遭受宋、遼和西夏統治者的重重迫害,生產和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響。經濟政策與階級矛盾,北宋在土地政策上,採取了與以往不同的態度,即採取“不抑兼併”和“田制不立”的政策,這一政策適應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減少了封建政府對土地的政治干預,客觀上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與此同時,這一政策也表明政府縱容地主階級兼併農民的土地。北宋前期,地主侵占土地的現象已相當嚴重,到北宋中期,更達到了“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併偽冒,習以成俗”(《宋史·食貨志》)的地步。北宋政府控制的納稅土地日益減少,到英宗以後,納稅土地僅占全國耕地面積的十分之三左右,大部分耕地都被官僚、豪紳、吏胥及寺觀地主所占有。北宋政府通過科舉制度、恩蔭制度和其他途徑,給予地主階級成員以廣泛的參政機會,因此官僚機構日益龐大,到1063年(嘉祐八年),官吏“十倍於國初”,而且中級以上的官員,待遇極其優厚。北宋軍隊的數量更加冗多,宋太祖末年,禁軍、廂軍有37萬多人,至宋英宗治平年間(1064年~1067年)達到116萬多人。90年間,增加三倍多。據宋仁宗時人統計,軍隊每年軍費支出總額達4800萬緡,約占財政總收入的十分之六七。除大量軍費開支外,隨著北宋統治者腐化程度的進展,揮霍浪費也越來越嚴重。如郊禮之費,宋真宗景德年間(1004年~1007年),歲支600萬緡,宋仁宗時增加到1200萬緡。為了解決龐大的財政開支,北宋政府加緊壓榨。北宋的農業稅,沿用唐朝後期以來的兩稅法,分夏秋兩次徵收。其稅額本身並不很高,但在交納農業稅時,卻沿用了前代的“支移”和“折變”等苛法,遂極大地加重了負擔。所謂支移,就是官府藉口軍事急需,強迫北方農民把秋稅各物送到沿邊城鎮去繳納,人畜盤費全須自備。所謂折變,就是官府藉口需要,命令農民改納指定的物資或納現錢。如陳州(河南淮陽)地區的夏稅,原交納大小麥,到宋仁宗時改令交納現錢。當時當地的小麥市價,每斗50文,官府卻定為100文,另外還有附加腳費20文,倉耗20文,共140文,農民的負擔平白地加重了兩三倍。
丁口之賦和雜變之賦
這兩種雜稅都必須隨同二稅輸納。而且也常用折變的辦法,加重交納者的負擔。此外,還有“和買絹帛”與“和糴糧米”。在實行這兩種辦法的初年,雖曾按當地產量多寡而分別派定徵購數量,也付與一些代價;但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甚至又把白取的絹帛或糧米折算為現錢而勒令民戶交納,變成納稅戶的經常負擔了。宋朝的民戶還要到各級政府去服差役和雜徭。其中雜徭幾乎全部落在貧苦農民身上,而原來由主戶(主要是上三等戶)負擔的差役也因為地主的逃避,有的地區“下戶半曾差作役”;有的地區甚至連客戶也要負擔差役。差役對當時農業生產的破壞十分嚴重。

宋代戶籍

一般叫做“五等版籍”,列入其中的主戶,指占有田地、承擔賦役的人家。按照他們的財產(主要是田地)多少,分為五等。沒有田地產業者被稱為“客戶”,他們主要是佃戶,租種地主的田地,受到地主的剝削和壓迫。當時廣大佃客的生活是極其痛苦的。有些地區,人身依附關係也非常嚴重,地主經常鞭打佃客,役使他們的家屬;有些地區,佃戶不但沒有遷徙自由,而且連女兒的婚嫁和本人死後妻子改嫁都要受到地主的干預。在宋朝“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二五)的政策推行下,階級矛盾日益尖銳,農民起義和反抗鬥爭越來越多。

農民起義

宋代宋代
993年初(淳化四年)初春,茶農王小波領導農民在青城縣(四川灌縣)起義。王小波向民眾宣告:“我疾貧富不均,今為汝輩均之。”這是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均貧富”的戰鬥口號。它反映了農民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廣大民眾的熱烈擁護。在取得初步勝利後,起義軍轉而北上,但在攻打江原縣(四川崇慶縣東南)時,王小波犧牲。起義軍推舉王小波妻弟李順為領袖,繼續堅持起義鬥爭。這時,四川發生大饑荒,當地人民又遭到宋軍的剽掠,李順抓住這一時機,大力推行“均貧富”的措施,得到了民眾的熱烈擁護。起義軍席捲川西各地,攻克蜀州(治所在今四川崇慶)、邛州(四川邛崍)、永康軍(四川灌縣)及其附近各縣,很快包圍了成都。994年正月,起義軍攻克宋政府在西南地區的政治軍事中心──成都,李順即位稱王,國號大“蜀”,年號“應運”,並發行“應運元寶”銅錢和“應運通寶”鐵錢,這是中國農民政權鑄造的最早貨幣。這時起義軍擴充到數十萬,分兵攻下四川許多州縣。宋太宗得到訊息後,於當年正月派宦官王繼恩等率領禁軍前去鎮壓。二月,加派雷有終等為副將,命令他們率領重兵分兩路入川,主力從陝西經劍門南下,偏師沿長江西上。義軍阻擊失利,局勢逐漸逆轉,接著,成都又被攻陷,李順下落不明。995年(至道元年)二月,起義軍餘部為宋軍和地主武裝所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他們在中國農民戰爭史上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不僅使唐末農民起義處於萌芽狀態的平均思想具體化、明朗化,而且對以後的農民起義具有重大的影響。它是中國農民戰爭進入一個新時期的標誌。、

兵變

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年~1048年),農民和士兵的起義,不但“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強如一火”,而且從以前北宋政府統治力量較薄弱的邊遠地區發展到統治較強大的腹心地區。在這些起義鬥爭中,影響較大的有京東的王倫起義、京西的張海起義、湖南桂陽監瑤族起義和河北的王則起義。慶曆年間的農民起義和兵變,使北宋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感到了統治的危機。知諫院歐陽修在奏議中說:“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為了穩定封建統治,統治階級內部出現了變法運動。

慶曆新政

早在宋太宗、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宋仁宗天聖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後,范仲淹在應天府(河南商丘)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採納。慶曆年間,宋仁宗迫於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1043年(慶曆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並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人才、發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同年,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曆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

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的出身,江西臨川(江西撫州西)人,出身地方官家庭。他早在浙江任地方知縣期間,就注意改革吏治,積極督修水利,在青黃不接之際,將官倉里的存糧貸給農民,減少高利貸的盤剝,又使官倉存糧“新陳相易”。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開封,上萬言書。他指出,法度必須改革,以求其能“合於當世之變”。他認為變法的先決條件是培養人才,因此他主張廢除科舉制度,官吏應從基層(“鄉黨”)選拔。他認為當時財政困難的癥結,不在於官吏之多和俸祿之厚,而在於“理財未得其道”。理財應從增加社會財富入手,王安石把國家財政同社會生產緊密聯繫起來,以發展社會生產作為充裕國家財政的前提條件,比單純強調縮減財政開支的議論,前進了一步,比范仲淹等人的變法主張也大大提高了。這封萬言書雖未被宋仁宗所採納,但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

變法內容

1067年,宋神宗即位,決心變法。1068年(熙寧元年),王安石被召到開封,主持變法工作。1069年春,設“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訂變法。概括而言,新法內容大體可分為兩方面,即“富國”和“強兵”。富國方面:(1)青苗法。各地方政府每年分兩次舉行放款,聽民戶自願借貸,第一等戶每次所貸不得過十五貫,第五等戶和客戶不得過一貫半,借貸期限為半年,出息二分。當時民間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為常,甚至有超過兩倍到三倍的。(2)農田水利法。規定各地興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當地居民照戶等高下分派。凡單靠民力不能興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貸款,取息一分,一州一縣不能勝任的,可聯合若干州縣共同負責。在法令頒布之後的七個年頭裡,全國興修的水利工程達一萬多處,灌溉民田36萬多頃。(3)募役法。把原來按照主戶戶等輪充差役的辦法,改由州縣政府出錢募人應役。募役的費用,由管轄區內的主戶按照戶等高下分擔。原來有差役負擔的人家所交納的叫“免役錢”;原來享有免役特權的官戶、寺觀戶及坊郭戶、女戶、單丁戶、未成丁戶,也都得按照戶等出“助役錢”,其數目比免役錢減半。(4)市易法。由政府出資金一百萬貫,在開封設“市易務”,平價收購商販不易脫售的貨物,等到市場缺貨的時候再賣出去。商販向市易務交納抵押品,即可成批賒購政府倉庫里的貨物到各處銷售,半年出息一分。這個新法,後來又在杭州、成都、廣州、揚州及其他一些城市實行。市易法是利用國家權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場上的控制和操縱,穩定物價和調劑市場的需求。政府也從中分取了大商人的利潤,增加了國家的收入。(5)方田均稅法。為了保證封建國家財政收入,需要解決土地稅負擔不均的向題,因此實行清丈土地。清丈後,將田地的畝數、主人姓名、土地肥瘠等級登記上冊,並按照土地好壞分為五等,均定稅額高低。在清丈過的地區,原來向政府納稅的自耕農,多少減較了一些負擔。
強兵方面
(1)置將法。針對更戍法造成的“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局面,把禁軍固定在一定轄區,由固定的將官,就地加以訓練,“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士”。當時稱為“置將”。置將法的推行,加強了北宋的邊防力量。(2)保甲法。這項措施把農村民戶加以編制,十家為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家有兩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選取地主中有“材勇”的人充當保長、大保長和都保正,加強地主階級對農村的統治權。同時規定在農閒時集合保丁,練習武藝;每一大保須於夜間輪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農民進行反抗活動。另外,王安石還編纂了《三經新義》,頒布天下。通過對儒家《詩》、《書》、《周禮》的重新注釋,為變法創造理論依據。
變法失敗
王安石的變法,在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方面收到了顯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宋王朝衰敗的局面。但是,由於變法的各項內容觸動了官僚地主集團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反對,後來加上改革派內部出現了分歧和對立,1076年(熙寧九年),王安石不得不第二次辭去宰相之職。此後,宋神宗為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將抑制官僚地主的措施內容加以削弱,更多地重視增加賦役收入和加強軍備的措施,試圖改變對外被動挨打的弱勢,取得對遼、夏戰爭的勝利。元豐(1078年~1085年)時期,由於北宋兩次對西夏戰爭都以失敗告終,宋神宗遂於1085年憂忿而死。神宗死後,他年方十歲之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司馬光做宰相,新法全部被廢掉,變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史稱“元佑更化”。哲宗親政後,重新起用變法派章惇、曾布為相,但統治集團內部鬥爭更加激烈,新法只成為他們進行派系傾軋、擴大自己權勢的一種工具。到此時,自上而下的變法運動也就完全失敗了。

北宋末衰亡

宋徽宗統治的25年間(1101年~1125年),是北宋政治最黑暗的時期。徽宗荒淫腐朽,他最寵信的官僚是被稱為“六賊”的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以及楊戩、高俅等人。他們驕奢淫逸,無惡不作,想方設法增加剝削。他們公開出賣官爵,官職各有定價,所謂“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官吏數目,因此大增。為了修建宮殿、園林,宋徽宗命令在蘇州、杭州設“造作局”,集中工匠幾千人,製造各種工藝品,所用原料器材,都是從民間搜刮而來。又在蘇州添設“應奉局”,專門從東南各地搜羅各種奇花異石,用船經由大運河輸送到開封,每十船組成一綱,叫做“花石綱”。十多年間,東南人民備受荼毒。由於最高統治集團的肆意揮霍,一年的財政收入只能應付九個月的開支,因此濫發紙幣,增加賦稅,結果物價飛漲。為了增加實物的收入,又設法侵奪民田作為“公田”,時稱“括公田”。

腐朽統治

從政和元年(1111年)起,宋徽宗設“西城括田所”,負責括田。西城括田所設定十年之後,所奪民田達343萬多畝。除了朝廷以括公田名義對民田大肆掠奪外,官僚、豪紳大地主也依仗權勢兼併了大量的田園宅第。如蔡京霸占的田地至少有五十多萬畝。災難深重的廣大農民,對官僚地主恨之入骨。當時民謠稱:“打破筒(指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喊出了人民要求造反的心聲。
方臘起義

宋代宋代
從1120年(宣和二年)十月到1122年三月,在江浙地區爆發了方臘領導的農民起義。這是北宋時期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方臘是睦州青溪縣(浙江淳安)人,僱工出身。青溪及其附近地區盛產竹木漆茶等經濟作物,造作局和應奉局每年從這裡勒索成千上萬斤的漆,其他竹木花石的數量也極為龐大。小生產者和一般勞動人民的生活陷入絕境,怨聲載道。於是在1120年,方臘發動民眾,宣告起義。他自稱“聖公”,建年號“永樂”,設定官吏將帥。方臘利用當地秘密流行的摩尼教來組織民眾,起義隊伍很快便擴大到數萬人。起義軍所向披靡,三個月內,接連攻占了兩浙首府杭州等地,共攻占六州六十多縣,隊伍擴大到近百萬人,“東南大震”。當北宋最高統治者接到方臘起義軍逼近杭州的訊息之後,立即派童貫統率官軍南下,鎮壓起義。接著,宋徽宗又“下詔罪己”,宣布撤消“造作局”、“應奉局”,停運花石綱。童貫帶領的宋軍過江之後,分路指向杭州等地。這時各地的地主武裝也紛紛出來配合官軍進攻。起義軍兵力分散,抵擋不住宋軍的反撲。次年四月,方臘被俘,就義於開封。浙東的各支起義軍到1122年以後也被鎮壓下去。方臘起義失敗後,宋徽宗立即恢復了蘇杭“應奉局”,並在開封重新設定了“應奉司”,加緊搜刮“四方珍異之物”,宮殿、園林等巨大土木工程也照舊進行。
宋江起義
在方臘起義前後,宋江領導的起義軍出沒於河北、京東、淮南一帶。他們打出“劫富濟貧”的旗號,殺貪官,除惡霸,把他們的財產分給貧苦農民,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和擁護。他們武藝高超,作戰勇敢,能以少勝眾,屢敗宋軍,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121年夏天,宋軍鎮壓了方臘起義以後,陸續移師北上,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戰鬥,宋江等人投降,起義失敗。但分散在各地的農民起義力量仍堅持戰鬥,一直持續到北宋滅亡。
宋朝[中國歷史朝代]-社會經濟
農業發展
北宋時期,農業生產技術以及推廣有很大的發展。當時,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同時,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係,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修築堤堰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並修築長六百里的堤堰,設定斗門,引淀泊水灌溉,種植水稻,獲得豐收。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後修築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築,吸收五代時的經驗,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餘頃,年久堙廢。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餘米,長160餘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隨著北宋的統一,南北農作物品種得到交流。水稻的優良品種在北宋時已不少,如占城稻即其中之一。占城稻的特點是穗長、無芒、抗旱、早熟。它“不擇地而生”,適於普遍栽種。1011年(大中祥符四年),宋政府從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在江淮、兩浙種植,後來又推廣到北方。
種植經濟作物
宋代宋代
經濟作物的種植,在北宋也有發展。茶樹的栽培地區越來越廣,淮南、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及四川諸路,茶園十分普遍。僅在江南、兩浙、荊湖、福建地區輸送政府專賣機構的茶葉,每年就達一千四五百萬斤。茶葉已成為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同時也是國內外市場上的重要商品。棉花的種植,在福建、廣東一帶逐漸盛行。養蠶和種桑、麻的地區比以前也有擴大。甘蔗主要在浙江、福建、廣南以及四川的一些地區種植,那裡有許多“糖霜戶”,專門種蔗製糖。擴大耕地面積北宋農民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用各種辦法擴大耕地面積。他們因地制宜,在山坡、江畔、海邊開墾農田,造了不少圩田、淤田、沙田、架田、山田。大量的開墾,使墾田面積大為增加。由於生產技術的提高、農具的改進和水利灌溉事業的發達,北宋時期單位面積產量有所提高。一般年景,其他地方,畝產米一石,江南地區畝產米可達二至三石,甚至還出現了畝產米達四石的記錄,明顯超過唐代水平。
佃農地位的變化
北宋的租佃制有兩種形式:分成和定額制。分成制就是佃客用自己耕牛或地主耕牛耕種地主的土地,秋收後除留農業稅和種子外,一般是佃客用自己耕牛的,產量對分;用地主耕牛的,只分得四成或三成。地主對其肥沃的土地多採取這種分成地租的方式。為了榨取更多的產量,地主往往監督佃客勞動。定額制則是佃客向地主租種土地,一般交納定額地租,數量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對生產干預較少。北宋時期,佃客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的強弱,在各地區間有較大差別,但總的趨勢是緩慢地向著減弱的方向發展。佃客可以在一定條件下離開原地主而佃種別的地主的土地。同時,客戶購買少量土地之後,就可以自立戶名,成為封建國家的稅戶。佃客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水平和廣大農民長期鬥爭的結果。在商品經濟發展的條件下,“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的現象相當普遍。由於土地所有權的轉換加速,農民不再世代依附於某一地主,於是封建隸屬關係也就比較鬆弛了。
手工業
手工業生產的進步,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
制瓷業的突出成就
宋代宋代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窯(河南開封)、鈞窯(河南禹州)、汝窯(河南汝州)、定窯(河北曲陽)和哥窯(浙江龍泉),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礦冶業
礦冶業在北宋手工業中占有要地位。礦冶業的發展,突出表現在開採冶煉規模的擴大以及產量的增加上。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饒)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採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採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造船業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指南針已套用於航海,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時,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則看指南針。
雕板印刷和造紙業
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製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絲織業
紡織水平的提高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占主要地位。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絹有五十多種,綾有二十七種。河北定州的緙(刻)絲,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京東單州的薄縑,每匹只有百株(四兩)重,望之如霧。這些都是絲織珍品。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都產麻織布。其中黃、宜、袁、吉等州的紵布,虔州的白攽,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
工匠地位
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雇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手工業

宋代宋代
手工業生產的進步,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製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官窯(河南開封)、鈞窯(河南禹州)、汝窯(河南汝州)、定窯(河北曲陽)和哥窯(浙江龍泉),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硃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並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後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礦冶業在北宋手工業中占有要地位。礦冶業的發展,突出表現在開採冶煉規模的擴大以及產量的增加上。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採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饒)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採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徵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採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造船業的進步,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隻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製造商船及遊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多艘。北宋船隻的體積和載重量相當大,徽宗時造的出使高麗的大海船,稱為“神舟”,據估計可裝載20000石以上貨物,載重量約為1100噸。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側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風浪強的優勢。海船上主桅桿高十丈,頭桅高八丈,共裝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艙,中艙又分四堂。這種隔艙防水設備是中國造船工人的首創。更值得指出的是,當時指南針已套用於航海,這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北宋時,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則看指南針。雕板印刷和造紙業,雕板印刷術在北宋時有飛速發展,廣泛被用來刻印書籍。北宋紙的種類很多,竹、藤、楮、麻等都是造紙的原料。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歙州的凝霜、澄心,宣州的栗紙,浙江的藤紙,溫州的蠲紙等,都是有名的品種。歙州出產一種長紙,製作甚精,一幅長五十尺,竟均能做到自首至尾,勻薄如一。絲織業,紡織水平的提高北宋紡織業仍以絲織業占主要地位。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絹有五十多種,綾有二十七種。河北定州的緙(刻)絲,用各種顏色的絲線,織出美麗逼真的花草鳥獸。京東單州的薄縑,每匹只有百株(四兩)重,望之如霧。這些都是絲織珍品。麻織業集中在東南地區。淮南、江南、荊湖、福建、廣南等路,都產麻織布。其中黃、宜、袁、吉等州的紵布,虔州的白攽,都是當時市場上的暢銷產品。工匠地位的變化,北宋時期,在官私手工業作坊中,工匠的身份、地位有了變化。私營作坊使用僱傭工匠,他們領取錢米作為雇值,雇值多少因不同時期、不同部門而異。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有從軍隊調來仍隸名軍籍的軍匠,也有從民間雇募來的和雇匠。此外還有一種當行差充的工匠,稱“當行”或“鱗差”,這種當行工匠在北宋只作為輔助之用,他們和唐朝的番匠已有不同,不是無償服役,而是付給一定的“雇值”。有的生產部門如鑄錢作坊,還出現了類似計件給雇值的方式。這些情況都表明北宋工匠所受的封建人身束縛已經有所鬆弛。

與金和戰

女真族是中國東北歷史悠久的少數民族。10世紀初,女真人大多附屬於契丹,其中居住西南部編入契丹戶籍的稱為熟女真,居住東北部不編入戶籍的稱為生女真。生女真人數最多,包括幾十個部落,其中以完顏部為較大,建立金朝的阿骨打就出身於這個部落。在10世紀末年以前,完顏部還過著“遷徙不常”的漁獵和畜牧生活。到10世紀末、11世紀初,酋長綏可統治時,才定居在按出虎水(阿什河)的旁邊。這時,女真人逐漸學會“刳木為器,製造舟車,種植五穀”。這時,他們過著半漁獵半農耕的生活。11世紀中期,烏古乃當酋長,接受遼朝的官職,聲勢更盛,從長白山、圖們江、雅蘭河到黑龍江下游的五國部,都聽從他的命令。完顏部已成為統一女真諸部的核心。由於女真人民的辛勤勞動和鐵器的使用,女真族的生產早已有了剩餘,它同鄰國和遼朝的貿易很頻繁,階級分化已很明顯,富有的貴族和家族已占有奴隸。奴隸除用於勞動生產外,還用於陪嫁或殉葬。為了鎮壓奴隸的反抗和抵禦遼的欺凌,到完顏阿骨打(烏古乃的孫子)時,便建立了奴隸制的國家。

金朝建立

宋代宋代
1113年(政和三年),阿骨打擔任了女真部落聯盟的酋長,開始從事反抗遼朝奴役的鬥爭。當時,遼朝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天祚帝”)在位,荒淫暴虐,對女真人的勒索壓迫更加兇狠。遼派駐東北的地方長官,到任後迫使女真各部奉獻禮物,並肆意攤派,女真人不勝其騷擾。特別是所謂“銀牌天使”,以欽差大臣名義到處敲詐,姦污婦女,更激起女真人的憤怒。阿骨打順應了女真民族反抗奴役的要求,在1114年秋,正式舉起反遼的旗幟,帶領少數軍隊先後在寧江州(吉林扶餘縣東南)等地大敗遼兵。接著,陸續攻占遼朝邊境州縣,軍事力量更加強大。1115年,阿骨打稱皇帝,國號“大金”,年號“收國”。定都按出虎水旁的會寧府(黑龍江省阿城縣南)。阿骨打稱帝後,擴充和整頓了軍隊,推行了猛安謀克制度。猛安謀克原是女真人在氏族社會末期的部落組織,阿骨打對此加以發展。對歸附部族的首領,一律給以猛安或謀克的稱號,對其部眾則和女真本部族戰士一樣進行軍事編制,規定以三百戶為一謀克,十謀克為一猛安。由於實行了兵民合一的制度,猛安謀克既是軍事組織,又是地方行政組織。在其管轄之下的各戶壯丁,平時從事生產,戰時應徵出戰。

“海上之盟”

遼朝在天祚帝統治時期,社會矛盾日益激化,統治階級的實力因內訌而大為損耗。當金人逐漸強盛向南擴張時,遼境內被壓迫的各族人民,特別是女真人、渤海人和漢人紛紛起義,使得遼朝實力更加削弱。當遼兵屢敗後,宋朝君臣便想藉助金人的力量收復燕雲地區。從1117年(政和七年)起,先後數次派人從登州(山東蓬萊)渡海到金國,相約夾攻遼朝。1120年(宣和二年),約定雙方出兵,各以長城為界,金攻遼的中京大定府(內蒙古寧城縣西),宋攻遼的燕京析津府(北京市)。滅遼以後,燕雲諸州歸宋,北宋原來每年給遼的銀和絹照數轉獻給金朝。這就是所謂的“海上之盟”。

遼的覆滅

1122年正月,金兵攻下遼的中京,天祚帝逃往夾山(內蒙古薩拉齊西北)。三月,金將粘罕又攻破遼的西京大同府。五月,宋政府派童貫、蔡攸(蔡京之子)等領兵北伐,遼將蕭乾、耶律大石率兵應戰,宋軍十五萬狼狽潰散。十月,童貫又派兵十萬北伐,宋軍攻入燕京,又被遼兵逐出,駐紮於盧溝以南的宋軍,燒營南逃。十二月,金兵由居庸關南下,不戰而得燕京。1123年中秋,金太祖死,弟吳乞買立,是為金太宗。1125年(宣和七年)二月,遼天祚帝被金兵俘獲,遼亡。遼朝立國凡九帝,210年。在天祚帝被俘前一年,契丹貴族耶律大石自立為王,率兵到伊犁、錫爾兩河流域間,憑藉回紇的力量,建立了國家。中國史書上稱其為西遼,後來蒙古人稱其為哈喇契丹,即黑契丹。它在傳播中國文化,開發當地資源,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等方面起過積極作用。

靖康之變

宋代宋代
北宋對遼作戰的失敗,對金交涉的軟弱退讓,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性。女真貴族占領燕京以後,就不承認宋金兩方議定的條件。經過反覆交涉,北宋才得到燕京及其附近的薊(天津市薊縣)、景(河北遵化)、檀(北京市密雲縣)、順(北京市順義縣)等四州土地。以徽宗為首的北宋最高統治集團,還認為金主的要求已經得到滿足。遂撤除了邊境的防禦,陶醉在所謂“復燕雲”的“勝利”之中。1125年十月,金兵兩路南下,宋徽宗急忙把帝位傳給兒子趙桓(欽宗),自己逃往南方。金西路軍因受到太原軍民的堅強抵抗,無法前進,但東路軍很快包圍了開封。在民族矛盾極端尖銳的情況下,北宋統治集團分化為抗戰派和投降派,兩派在和戰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宋欽宗和宰相李邦彥、張邦昌等主張屈辱求和,答應賠款、割地,企圖用這個辦法來保全自己的統治地位。抗戰派首領李綱堅決反對屈辱求和,他親自督戰,開封軍民堅決守城,士氣旺盛。這時河北、山東地區的義軍也起來打擊金兵,因此孤軍深入的金軍考慮到形勢不利,被迫撤退。金兵北退之後,投降派又得勢,李綱被迫離開首都,各路勤王之師和民兵被遣散,邊防空虛,北宋統治集團仍然過著荒淫腐朽的生活。不到半年時間,1126年(靖康元年)秋,金兵又分東西兩路南下。西路金軍攻克太原後,乘勝渡河,與東路金軍共同圍攻開封,閏十一月二十五日,開封城破。金因為兵力有限,所以在占領開封四個多月,大肆勒索搜刮以後,於1127年農曆四月初一日,撤兵北上,帶走包括徽、欽二帝在內的全部俘虜和財物。開封及其附近州縣又慘遭一次浩劫。史稱“靖康之難”。北宋的統治到此結束。

南宋建立

金兵在撤出開封之前,冊立原北宋宰相張邦昌為“大楚”皇帝,讓他替金人統治黃河以南地區。偽楚政權很快為人民所唾棄,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於1127年五月即皇帝位於應天府(河南商丘),改年號為建炎,是為宋高宗。後來高宗又定都臨安(浙江杭州)。史稱此後的宋朝為南宋。南宋政權建立初年,由於金兵的嚴重威脅,不得不起用抗戰派代表人物李綱為左相。那時,河北、河東的軍民紛紛組織義軍抗敵,多的幾萬人,少的也有上萬人。李綱認為應該支持沼帔強大的武裝力量,收復失地,並且推薦宗澤留守開封。但是李綱當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投降派黃潛善(右相)、汪伯彥(知樞密院事)擠走,他所苦心經營的抗金措施,一概被廢除。在這種情況下,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先後上書請留用李綱,罷免黃、汪,還都開封,竟被高宗殺害。接著,高宗和黃、汪等逃往揚州,再也不提抗戰的事了。

北方抗金鬥爭

宋政府南逃以後,金朝又分路向山東、河南、陝西進攻。這時北方義軍在敵後更加活躍,到處打擊金兵。其中著名的有河南的八字軍、河東的紅巾軍,此外,還有河東中條山區的義軍,河東呂梁山區和太岳山區的義軍、河北慶源五馬山的義軍、山東梁山泊的水上義軍等等。這些義軍的抗金活動,牽制著金兵的南下,也使金朝在北方的統治不能穩定下來,因而幫助南宋政府保住江南的半壁河山。此時,東京留守宗澤不但逐步加強了開封的防禦工事,而且還積極聯絡北方義軍。宗澤前後二十多次上疏勸說宋高宗回東京,可是高宗和黃、汪等人沒有信心抗戰,而且擔心義軍的力量壯大,會動搖自己的統治。因此,對金採取屈辱投降的政策。宗澤的多次要求,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採納,終於憂憤成疾而死。
1129年初,金兵又分路南下,宋高宗等人倉皇渡江逃往杭州。十月,金將兀朮領兵十萬分兩路渡河,長驅直下。宋高宗又從臨安(建炎三年升杭州為臨安府)奔越州(浙江紹興)、明州(浙江寧波)。1130年初,高宗再從定海(浙江鎮海)乘船逃往溫州。金兵下海追趕三百多里,遇大風雨被南宋水師打敗,才引兵遁去。大江南北許多繁華城市和農村遭到嚴重的破壞。在金軍南下的過程中,各地軍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其中金兵北退經過鎮江及建康(江蘇南京)東北的黃天盪時,受到宋將韓世忠水師的攔擊。激戰時,韓夫人梁氏親自擊鼓助威,相持四十八天,金兵才逃脫。抗金名將岳飛也率領一支軍隊,在建康附近多次給金兵以打擊。在陝西的張浚部隊也向金兵發動進攻,以減輕金兵對東南地區的壓力。金兵北退後,宋高宗才北返越州。1131年改元“紹興”。1132年正月,南宋朝廷才在臨安府安頓下來。1138年,南宋決定與金議和,正式下令定都臨安。1130年九月,金立南宋叛臣劉豫為“大齊”皇帝,統治河南、陝西之地,建都大名(河北大名),後遷開封

隆興和議

1162年夏末,宋高宗傳位給他的過繼兒子趙昚,是為孝宗。孝宗起用抗戰派張浚為樞密使,主持北伐。但北伐很快失利,1163年(隆興元年)金兵大舉南下,宋軍損失慘重。此後,主戰派人物又陸續被排斥出朝,以秦檜的黨徒湯思退為首的主和派又得勢。宋金雙方進行和談,到1164年簽訂了和約,史稱“隆興和議”。
其主要條款如下:
其一,南宋不再向金稱臣,世為叔侄之國;
其二,原來的“歲貢”改稱“歲幣”,每年減少銀絹各五萬兩匹,仍支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其三,疆界與紹興時相同(宋放棄新收復的海、泗、唐、鄧、商、秦六州)。

嘉定和議

隆興和議之後,宋金休戰了四十多年。金章宗(1190~1208年)在位晚期,金朝北邊受到蒙古族的侵逼,內部又有各族人民的反抗。南宋重臣韓侂胄便趁機對金用兵,進行北伐。1206年(開禧二年)五月,宋分道進兵。初時收復了一些地方,不久,金援兵大量南下,宋軍大敗。金人要求懲辦戰爭禍首,主和派禮部侍郎史彌遠等竟殺死韓侂胄,函其首送給金人。1208年(嘉定元年),雙方重定和約,史稱“嘉定和議”。
其主要內容如下:
其一,依靖康故事,世為伯侄之國;
其二,增歲幣為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匹;
其三,疆界與紹興時相同(金放棄新占領的大散關、濠州等地)。
南宋另給金軍犒軍銀(賠款)三百萬兩。此時,蒙古勢力已在北方興起,並不斷南下攻戰,而金和南宋則漸次衰落下去。

南方經濟

農業發展

宋金並立時期,南方的水利事業大大超過北方。史載:“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宋史·食貨志》)除了修復久被堙廢的水利之外,還修建了不少新的工程。南宋的圩田面積又有擴大。如太平州的當塗、蕪湖、繁昌三縣,圩田面積占全縣農田的十分之八九。宣城縣有圩田179所。另外,塗田、沙田、梯田等也大量開墾,農田面積不斷增加。農業生產技術也以江浙一帶最進步,四川次之。江浙農民深耕熟耨,使土細如面。大暑時節,決放田水,讓太陽曝曬,使苗根堅固,稱為“靠田”;苗根堅固後,再車水入田,稱為“還水”。此後,遇旱不枯,可保豐收。當時,上等田畝收五六石。“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由此產生。南宋時,植棉區已不限於兩廣和福建,逐漸推廣到長江和淮河流域。由於經濟作物的逐步推廣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在宋代特別是南宋,無論在官田上或私田上,採用貨幣折租的形式也有所增多。

絲織技術

南宋時,絲織技術有新的提高。蘇州、杭州、成都三個著名的官營織錦院,各有織機數百台,工匠數千人,規模宏大,分工細緻,絲織品種類繁多,產品精緻美觀。南宋紡織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棉紡織業的進一步發展。隨著棉花種植的推廣,棉紡織業逐漸普遍起來。宋人《木棉》詩中有“車轉輕雷秋紡雪,弓彎半月夜彈雲,……機杼終年積婦勤”等句,反映了扦子、彈花、紡紗、織布的勞動過程,以及所用鐵鋌、彈弓、紡車、織機等各種棉紡織工具。由於新的紡織工具的出現,已能織出帶有細字、小花卉的花布。1966年浙江蘭溪縣南宋古墓中,出土了一條隨葬棉毯,說明江南地區不僅能織布,而且還能織毯,反映了棉紡織業的新發展。

造船業

南宋時期,造船業得到進一步發展。明州、泉州、廣州等造船業中心,仍然製造大型海船。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發掘出一艘南宋末期的海船。根據其長、寬、深計算,載重量當在二百噸以上。這艘船的造型和結構都與宋代文獻記載相吻合。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船艙竟多達十三個。南宋時還普遍製造車船。車船裝有輪子,用腳踏輪,激水而行。南宋制瓷業的規模宏大,有的窯址堆積面達二十畝,高二十米。臨安鳳凰山下的修內司官窯,所燒瓷器,“極其精製,釉色亦瑩澈,為當時所珍”。景德鎮是著名制瓷中心,產品遠銷各地。浙江龍泉所產傳統青瓷,仍為當時上品。其他如造紙、印刷、制茶以及火器製造等業,也都相當發達。南宋都城臨安是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從浙江及其他州郡前來的貨船,絡繹不絕。此外,平江、建康、鄂州、江陵等沿江城市,手工業和商業都很發達。墟市則比北宋更加普遍,僅廣東一路就有墟市八百個,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商業的繁榮。宋金並立,雙方貿易往來仍然頻繁。宋金政府都在淮河沿岸及西部邊地設立市場,稱為榷場。除榷場外,民間私下交易的數量極多。在今吉林、內蒙古等地的墓葬中,均曾發現南宋湖州製造的銅鏡。在內蒙古西部黑水城遺址中,也曾發現福州刻印的書籍。至於景德鎮和龍泉的瓷器,更是遍及全國。南宋的海外貿易也超過北宋。高宗末年,市舶收入歲達200萬貫,超過北宋治平年間歲入63萬貫的兩倍多。由於商業和對外貿易的發展,貨幣鑄造供不應求。在對外貿易中,銅錢又大量外流。紙幣日益代替銅錢,成為主要的交換手段。除交子仍在四川地區使用稱為川引外,還發行了會子。南宋政府發行紙幣,主要是為了彌補財政虧空。大量紙幣投入流通領域,造成幣值下跌,通貸膨脹

社會矛盾

土地兼併

南宋時土地兼併極其激烈。宋室南渡後,皇族和出身北方的文臣武將紛紛在南方掠奪土地,建置家業。一般官僚地主也利用戰亂兼併土地。再加上官商大賈採用以末求富、用本守之的辦法,大量購買土地。從而掀起了兼併狂潮,使南宋土地集中的嚴重程度大大超過北宋。南宋土地兼併最明顯的特點是高度集中。如南宋初期的大將張俊,每年收租米60萬斛,淮東土豪張拐腿,每年收谷70萬斛,以每畝收租一石計算,他們的田地都有六七十萬畝。由於土地兼併愈演愈烈,農民失去土地成為佃農的也迅速增多,因此南宋客戶的比例超過北宋。南宋時期,地租仍是分成租和定額租兩種,但佃戶所受地租剝削及額外負擔,比北宋更苛重。特別是許多地區佃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也比北宋嚴重,他們被束縛在土地上,很少有退佃的自由。

黑暗統治

南宋控制的地區比北宋小,可是統治集團的揮霍並不減少,加上巨額軍費及輸納給金朝大量歲幣,財政支出反比北宋增加,對農民的剝削也更為厲害。北宋時財政歲入最高額為6000多萬貫,南宋時達到8000萬貫。土地減少三分之一,稅收卻增加四分之一,人民的負擔十分沉重。南宋徵收的二稅,從表面上看,稅額變動不大,但附加稅很重。除正稅外,還有苛捐雜稅。如“經總制錢”、“月樁錢”、“曲引錢”、“賣紙錢”和“折納牛皮、筋、角錢”等。地主階級又往往利用政治權力,把賦稅負擔轉給農民,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的局面。土地集中,賦稅繁重,農民生活極端困苦。這種狀況不能不迫使農民走上反抗道路。南宋時期,以農民為主體,包括士兵、茶販、鹽販、少數民族的各種武裝起義,大小約二百多次。其中主要有南宋初期的鐘相、楊么起義,和中後期的賴文政、李元礪、陳三槍領導的起義。各地區農民起義的不斷出現,沉重打擊了南宋黑暗統治。

金朝經濟

金政權剛建立時,女真族尚處於奴隸制階段,而它所控制的宋、遼地區,封建經濟早已高度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女真貴族的統治不得不適應當地的情況,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女真族的封建化,大約從金太宗時開始,在世宗、章宗之際完成。封建的租佃關係代替了奴隸制的剝削方式。原來使用奴隸生產的猛安謀克戶,這時“往往以田租人”,“取租而已”。女真貴族則轉化為地主,同時,奴婢及二稅戶獲得解放

行政制度改革

隨著女真族的封建化,金統治者在行政制度方面也進行了改革。他們仿遼、宋制度,建立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封建統治機構。在中央設尚書省,下分六部。在地方沿襲宋朝的路、府、州、縣制度。財政方面也大體依照宋朝制度,對土地收二稅,對人民按財產征物力錢。還吸收一批漢族和契丹族的上層分子進入政府機構,以擴大金政權的統治基礎。

北方經濟恢復

宋代宋代
從金熙宗到金章宗的半個多世紀裡,北方社會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展。東北地區社會經濟比遼時有了較大的發展,如冶鐵業有明顯進步。1961至1962年,在黑龍江省阿城縣五道嶺地方發現金朝中期鐵礦井10餘處,煉鐵遺址50餘處。礦井最深達40餘米,有採礦、選礦等不同作業區。根據開採規模估計,從這些礦井中已采出四五十萬噸鐵礦石。鐵制工具已廣泛使用。在東北廣大地區內,都發現了金朝的鐵器。其中有大量鐵制農具,種類繁多,結構複雜,形制與中原地區相似或一致,這表明已改變了粗放的農業經營方式。金朝金銀業和陶瓷、玉器業也相當發達,近年有許多珍貴的文物出土。商業活動逐漸活躍,東北地區的金朝遺址和墓葬中,發現大量宋朝銅錢,可見與南方貿易的密切。
中原地區在金朝初期遭受嚴重破壞。經過各族人民的艱苦勞動,逐漸得到恢復,並有不平衡的發展。農業生產方面,不少土地拋荒,但某些地區耕地又有擴大。如中都、河北、河東、山東等“人稠地窄”的地方,都是“寸土悉墾”。由於水田收穫超過旱地幾倍,人民重視水田生產,提高了土地利用的程度,單位面積產量大致與北宋時北方水平接近,南陽上等水田畝產高達五石。手工業生產如陶瓷、礦冶、鑄造、造紙、印刷等都有了恢復和發展。山西稷山的竹紙和平陽的麻紙,聞名一時。刻書蔚然成風氣,其雕板技術,可與南宋比美。熙宗時,原來的北方名窯如陝西耀州窯和河南均窯也陸續恢復生產,臨汝等新興窯址,工藝各具特色。各族的反抗鬥爭,金統治者不僅大量強占農民土地,而且對人民的賦稅剝削十分繁重,於是,階級矛盾越來越尖銳。金朝中葉以後,就不斷爆發各族人民的反抗鬥爭。以後,女真貴族的貪慾日益增大,作戰費用不斷增加,財政危機嚴重,對各族人民的剝削更為殘酷,人民的反抗鬥爭也愈加激烈,其中紅襖軍起義的聲勢最大。 紅襖軍活動于山東、河北等地,有的還建立政權,設定官員。直到1225年(金哀宗正大二年),起義才最終被蒙古軍鎮壓。

中外交流

孔道主要是西北陸路。到兩宋,因戰爭關係,西北陸路交通時斷時續,於是對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依賴東南海路交通。北宋時,海外貿易之盛,遠遠超過前代。宋政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及收購進口物資來滿足皇室、官僚的生活需要,對海外貿易十分重視。早在971年(開寶四年),就設定市舶司於廣州。以後,北宋政府又陸續在杭州、明州、泉州以及密州的板橋鎮(山東膠縣境)、秀州的華亭縣(上海市松江一帶)設定市舶司或市舶務。南宋時,除密州歸入金朝版圖外,其他五處市舶機構仍繼續存在,又增設溫州、江陰軍兩處市舶務。
宋代的市舶機構類似近代的海關,但權力更大。商船出海,必須向它申請、具保才能通行。否則貨物將遭沒收,人員被懲處。外國商船到達中國港口後,必須立即向市舶機構報告,由它派員上船檢查。一般徵收其貨物的十分之一作為入口稅,叫做“抽解”。並規定某些貨物為禁榷物,全部由市舶機構收購,其他貨物也收買一部分,總稱為“博買”。抽解和博買來的貨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又在通商口岸創辦外商招待場所,如杭州有懷遠驛,明州、溫州有來遠驛等,對外國商人和商船採取一系列保護措施。由於兩宋政府大力獎勵海外貿易,加上當時造船業的進步,指南針的使用,使海上交通極為便利。當時,亞非各國與中國通商的有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重要的有高麗、日本、交趾、占城、真臘(高棉)、蒲甘(緬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齊(蘇門答臘東南部)及大食等。

朝鮮交往

兩宋時期,統治朝鮮半島的是王氏高麗(918年~1392年)。北宋統一後,兩國關係密切。高麗曾屢次向北宋饋贈良馬、兵器、弓矢、金器、銅器、大布、人參、硫磺及藥材等等,還多次派遣留學生來中國學習文化和技術。宋朝也厚待高麗來使,並派使臣去高麗報聘。1123年(宣和五年)出使高麗的徐兢,受到高麗政府的隆重接待。他回國後,根據自己的經歷、調查和訪問所得,寫成《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北宋政府還多次向朝鮮贈送禮服、樂器、銀器、漆器、錦、絹、茶、酒、象牙及錢幣等等,還屢次派太醫到朝鮮傳授醫術。兩國間的大批貿易,起初是由雙方官府通過朝貢和特賜的方式進行的,後來民間交易也漸漸頻繁起來。兩宋時,每逢春末夏初,山東、兩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別是明州,港岸邊便擠滿了由高麗來的船隻;到夏秋之間的南風季節,高麗由貞州到開京的水道上,也不斷地行駛著從中國各個港口來的商船。兩宋時期,到中國求法和留學的高麗僧人非常多,他們受到中國有關方面的禮遇和照顧,在兩國文化交流上,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中國的影響下,朝鮮很快學會了雕板印刷技術。兩宋時期出現的活字印刷術,大約在13世紀初傳入朝鮮,朝鮮人改鑄成銅活字。後來,這種新興的印刷術被朝鮮政府所採用,為稱譽於世的李氏朝鮮銅活字打下了基礎。

中日交流

在宋代,中日交往相當密切,明州一直是雙方交通的門戶。當時從日本輸入的貨物,主要是木材、黃金、硫磺、水銀、砂金和各種手工藝品。中國黃金的價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黃金大量輸入中國。黃金的大量輸入,有利於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日本製造的寶刀和紙扇,素負盛名,輸入後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愛。輸住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絲綢、香料、藥材、書籍、文具以及銅錢等。北宋初和神宗時,準許銅錢出口。特別是日本鎌倉時期(1185年~1333年),商業發達,而其國內幣制紊亂,銅錢質量低劣,所以對中國錢幣需求十分迫切。南宋理宗時,日本政府一次就從中國運去銅錢十萬貫。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全國28處出土的中國銅錢,自唐至明共為55.3萬餘枚,其中北宋錢占82.4%。至於書籍,也不斷傳入日本。如北宋太宗時,中國的雕版印本《大藏經》等大型書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國商船帶歸,藏於京都法成寺。雕板書的大批輸出,對日本的印刷事業,也影響頗大。在文化交流方面,兩國僧徒的頻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榮西,曾於1168年和1187年兩次來中國,他不僅把禪宗輸入日本,還將茶種帶回日本,並著《吃茶養生記》二卷,對茶葉在日本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越南交往

兩宋時期,越南存在了幾個王朝,有時稱安南,有時稱大越。他們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宋代輸入占城的商品有草蓆、涼傘、絹扇、漆器、瓷器及鉛錫等,越南人使用的紙和筆,也是由宋朝輸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樣受到宋朝的歡迎。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國的文字對越南有很深的影響,越南曾長期使用漢字。在13、14世紀之交,越南人創造了自己的文字,稱為“字喃”。“字喃”是以漢字為素材,運用形聲、會意、假借等造字方式來表達越南語言。此外,中國的醫藥對越南也產生很大影響。

印尼交往

兩宋時期,中國和印尼的交往非常密切。成書於1225年(寶慶元年)趙汝適的《諸蕃志》,對於來中國貿易的東南亞國家和地區有相當詳細的記載,在這本書中所提到的新拖(在爪哇西部)、蘇吉丹(在中爪哇)、三佛齊等,都在今印尼境內。中國輸出的商品,主要是絲織品、茶葉、瓷器、鐵器和農具等。對方主要輸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此外,兩宋時期,中國和亞洲南部的高棉、緬甸和印度等國,也都有密切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西亞交流

兩宋時期,中國和西亞地區的關係有進一步的發展。當時中國販運到阿拉伯地區的貨物,主要有絲織品、瓷器、紙和麝香。中國的廣州、泉州、揚州,則是阿拉伯商人頻繁往來的地方,他們通常販運香料、藥材、犀角、珠寶到中國,再收購絲綢、瓷器等商品。當時在廣州、泉州城內,還居住著許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曆法、醫學等介紹到中國,又把中國文化傳播到西方。中國的造紙術、煉丹術、火藥、指南針等,就是由他們先後傳播到非洲和歐洲,對西方文化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非洲交流

在東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臘伐、桑給巴爾、馬菲亞島、基爾瓦群島等地,都不斷發現唐代和宋代的錢幣;在格迪、奔巴島、桑給巴爾、坦噶尼喀和基爾瓦群島,也曾不斷發現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這些都是中國和非洲海上交通的歷史見證。由於和非洲接觸的增多,中國對非洲有了較多的認識。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和趙汝適《諸蕃志》兩書,對於非洲幾個國家的記載都有較豐富的內容。

社會文化

宋代宋代
兩宋時期,影響最大的哲學思想是理學。理學又稱“道學”,它是佛、道思想滲透到儒家哲學以後出現的新儒家學說。從南宋以後,理學逐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官方思想。兩宋理學的奠基人是周敦頤(1017年~1073年)。周敦頤,湖南道州濂溪人。他提出了關於宇宙萬物起源的學說,認為宇宙的本源是太極,太極的動和靜產生出陰陽,陰陽二氣互動作用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元素,它們的互相推移轉變,造就了氣象萬千的物質世界。他在《太極圖說》中明確指出:“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這顯然是一種客觀唯心主義的宇宙觀。周敦頤還把思孟學派提出的“誠”解釋為人的至善的本性,是仁、義、禮、智、信所謂“五常”的根本,是符合封建社會秩序的各種行為的淵源。[1]
“二程”哲學,北宋對理學發展起突出作用的是,即程顥(1032年~1085年)、程頤(1033年~1107年)兄弟。他們在少年時代同受業於周敦頤,是北宋理學家的代表人物。二程哲學體系的核心是“理”或“天理”。“理”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理是天下萬物都要遵循的普遍原則,是永恆存在的;第二,理不僅是自然界的,也是社會的最高原則。二程把君、臣、父、子這些封建社會的倫理規範,全部歸結為“天理”的體現;第三,理先於氣(事物)而存在,理是第一性的,氣是從屬於理的;第四,“一物須有一理”。這是說每一物都由理產生,每一物也都體現了完全的理。這樣的理作為哲學的最高範疇,只能是客觀唯心主義的絕對觀念。提出這樣一個總括天地萬物的理,其要害在於用精神世界支配物質世界,把自然界道德化。他們把一切封建的倫理道德都說成是“天理”,從這一論點出發,他們提出了“滅私慾,則天理明”的命題。為了保存“天理”,程頤還竭力宣揚“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要婦女做封建禮教的犧牲品,毒害極大。
朱熹哲學思想在理學發展史上,南宋的朱熹是一個集大成的人物。朱熹(1130年~1200年),祖籍徽州婺源。他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思想,並利用了北宋思想家張載關於“氣”的學說,建立了一個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他是孔子以後在中國社會影響最大的哲學家。其著述有《朱子語類》、《晦庵文集》及《朱子遺書》等。朱熹哲學思想體系中的基本範疇是“理”。他認為“理”是萬物生成的本源,而“氣”則是構成萬物的材料。在“理”與“氣”的關係上,他肯定理是第一性的,氣是第二性的。但就具體的事物來說,他又認為理與氣是同時存在、密不可分的。他利用唯物主義的概念來彌補其唯心主義的漏洞,使其學說顯得更為嚴密。朱熹強調事物的對立和差別,認為這種對立和差別是不能改變的,並以此論證封建等級制度的永恆不變。朱熹宣揚封建的倫理綱常是“理”的表現,是先驗的。他把人性分為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兩種。天命之性是“專指理言”,理是純善的,故天命之性也是善的;氣質之性則是“理與氣雜”,故有善有惡。“稟其清明之氣,而無物慾之累”的,就是聖人;“稟其昏濁之氣,又為物慾之所蔽”的,就是愚者和不肖之人。朱熹把人慾說成是一切罪惡的根源,主張以天理來克制人慾,要“去人慾,存無理”,完全遵守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規範。
陸九淵思想南宋時,還產生了著名的主觀唯心主義思想家陸九淵。陸九淵(1139年~1192年),江西金溪人,他把儒家思孟學說和佛教禪宗思想結合起來,並承襲和發揮了二程“天即理,即心”的觀點,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題,認為“心”是天地萬物的本源。陸九淵把空間和時間說成是人心的體現,完全否認人的感覺之外的客觀實在。1176年,陸九淵和朱熹在江西信州(上饒)鵝湖寺進行了一場大辯論,史稱“鵝湖之會”。朱熹說倫理綱常是客觀存在的天理,而陸九淵則反駁說倫理綱常是人所固有的本心。陸九淵提出了“存心”、“去欲”的德道修養方法。他把所謂良心與物慾對立起來,主張去欲、存心,認為一個人一旦恢復了本心,“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
張載思想在兩宋理學唯心主義形成和發展的同時,出現了以張載為代表的樸素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張載(1020年~1077年),關中郿縣橫渠鎮人。他是理學的創始人之一,但他的哲學思想和後來成為理學正宗的程朱學派有根本的不同。張載特彆強調“氣”,認為氣是萬物的本源,一切存在都是由物質性的氣構成的。其代表作有《正蒙》等。

反理學思想家

在南宋,與唯心主義理學展開針鋒相對鬥爭的,有以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為代表的永嘉事功學派和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這兩個學派的學者,不僅交遊甚密,相知很深,而且觀點一致,都反對空談義理性命。他們的學說,在當時的思想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史學發展

宋代宋代
《資治通鑑》是北宋著名史學家司馬光編撰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自1066年(治平三年)開始編纂,至1084年(元豐七年)書成,歷時19年。全書共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三家分晉,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時期1362年的歷史。司馬光在編纂這部書的過程中,邀集了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劉恕、劉攽、范祖禹為主要助手。他們吸取紀傳體的優點,避免編年史的弊病,每遇重大歷史事件,不再分見於多處,因此它賦予編年史體以新的生命力,對後來史學產生很大的影響。《通鑑》取材豐富,考證詳密,修書時根據的材料,除正史外,雜史多至322種,往往一事用三四種資料纂成,史料的真實性勝過許多正史。司馬光寫該書的目的在於“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全書絕大部分篇幅記述歷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對於文化等方面則較少記載。

私家史書

私家史書由兩宋史家私人編寫的當代史書,數量更多,其中比較傑出的巨著有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該書專記北宋九朝史事,原書已佚,今本五百二十卷,是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重新編次分卷的。《長編》取材廣博,考論詳悉,是研究北宋歷史的重要著作。李心傳的《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專記宋高宗一朝史事。此書是為續李燾《長編》而作,原書已佚,今本《要錄》也是清人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李心傳還有另一部與《要錄》互相經緯的著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專記南宋前期的典章制度,史料價值也很高。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專記宋徽宗、欽宗、高宗三朝與金和戰諸事,書中廣泛地搜羅了有關宋金交涉與和戰的言論和記述,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多是由對金和戰的決策人、使臣以及當事人親手記錄的,故價值很高。

金石學

宋代學者開闢了金石學這一領域。金石學家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對古器物及古器物拓本的蒐集,二是對古器物的鑑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釋,三是以古器物及金石文字來考訂歷史記載。主要的金石學著作,北宋時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的《宣和博古圖》;南宋時有趙明誠的《金石錄》、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洪遵的《泉志》、洪适的《隸釋》和《隸續》等。

類書

北宋人編纂的類書,重要的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和《冊府元龜》,號稱四大部書。另外還有南宋王應麟編纂的《玉海》等。

文學藝術

兩宋時期,中國文學的主流是新興的詞。[2]詞源於民間,始於唐,興於五代,而盛於兩宋。在宋代,由於地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市生活的更加繁華,不但宮廷內設有“教坊”,在較大的城市中都有歌樓伎館,有些貴族官僚豪紳的家裡也有歌伎舞女,為可以歌唱的詞的普遍發展提供了條件,詞在宋代文壇上遂占統治地位,與唐詩前後相輝映。宋詞數量巨大,據近人唐圭璋編的《全宋詞》著錄詞人1330多家,作品有19900多首。[3]

戲曲

在宋金時期,為廣大市民喜聞樂見的戲劇藝術也盛行起來。從1959年在山西侯馬金代董氏墳墓里發現的一座戲台模型看來,當時舞台設定已相當完備,上邊五個角色正在“作場”,末、旦、醜、淨全有,神態逼真,可以說是相當成熟的舞台藝術。在宋統治區域內流行的有傀儡戲、影戲和雜劇。傀儡戲即木偶戲,種類很多。影戲最初是用紙剪成的,後來用皮(驢皮或羊皮),所以也稱皮影戲。雜劇是從唐代的參軍戲發展演變來的,唐代參軍戲的角色只有兩個,主角叫參軍,配角叫蒼頭,情節一般比較簡樸。宋代的雜劇,繼承了參軍戲諷刺現實的精神,但情節比較複雜,角色也增加到四五人以至七人之多。宋代還有一種以歌舞講唱為主的戲曲,例如有人用《商調蝶戀花》一調,填寫十二首詞,詠述《會真記》中張生與鶯鶯的戀愛故事。這種用許多首曲詞前後連貫合敘一事的歌舞劇曲,已經具有了後代戲劇的雛形,也是金元時期套數雜劇的鼻祖。在南北宋之際,南方各地則流行著各種唱法的地方戲,總稱“南戲”,尤以浙江溫州、海鹽的南戲最為著名。南戲原是由順口可歌的村坊小曲發展起來的,沒有嚴密的宮調。

諸宮調

在金統治區域內流行的是以講唱為主的一種戲曲,叫諸宮調。諸宮調可以說是唐末說唱文學的總匯,它不只用同一宮調中許多不同的曲調組成套數,而且許多不同宮調、套數編綴成一個長篇故事。

書畫家

北宋初年,在宮廷中建立翰林圖畫院,徵召大批畫家到畫院供職,為宮廷服務。宋徽宗時,畫院發展鼎盛。北宋的李成、范寬、郭熙、米芾和米友仁父子,以及南宋的李唐、馬遠、夏珪等人,都是聞名於史的畫家。李唐好作長圖大障,風格雄偉有氣勢。他作山水畫,先施墨色,再著青綠,他的這種畫風對於南宋一代山水畫家的影響很大。宋徽宗雖是一個昏庸的亡國之君,但酷愛書畫,是第一流的書畫家。他在繪畫方面無所不能,而以花鳥畫最為上乘。他畫的《柳鴉蘆雁圖》和《芙蓉錦雞圖》,都是精煉的筆墨,達到形神俱妙的境地。北宋中期的李公麟,初以畫馬得名,後來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畫宗教畫和人物故事畫方面,而尤以後者最為傑出。他是北宋最卓越的現實主義藝術大師。張擇端畫的《清明上河圖》,在南北宋之際的風俗畫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這幅畫描寫了開封汴河沿岸店鋪林立、市民往來的熱鬧場面,反映了宋代商業、運輸以及階級關係的某些側面,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南宋一代的人物畫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劉松年等人。

科學技術

著名科學技術史學者李約瑟認為,對科技史來講,唐朝不如宋朝有意義。宋朝也著實是中國歷史上科技進步最快的時代,所謂的四大發明之中有三個都誕生於宋朝。不過,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一書中指出,由於宋朝的經濟未能在改革社會上發揮作用,導致科學技術無法系統的演進。慶曆年間,
活字印刷術
自唐後期以來,雕版印刷術對於文化的傳播、普及和提高,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到北宋仁宗慶曆年間,布衣畢昇又在雕版印刷術的基礎上發明了活字印刷術。畢昇的這種發明,在印刷史上是個劃時代的技術創新,是古代中國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
指南針的廣泛套用
在北宋,指南針的使用已很普遍,當時已掌握了利用天然磁體進行人工磁化的技術。人造磁鐵的磁性比天然磁體要穩定得多。同時,在指南針的裝置上也有很大的改進,即將磁針穿在燈芯草上浮於水面和放在指甲上、放在碗沿上、懸在絲線上。著名科學家沈括還發現磁針所指方向正南稍偏東的現象。這是關於地磁偏角的最早記載。在宋代,特別是南宋,海外貿易空前發達。為了克服遠渡重洋的困難,保證航船安全,不但造船技術有顯著的改進和提高,而且至遲在北宋末年已把指南針套用於航海之中。
火藥及火器的套用
在宋代,隨著採礦、冶金等部門手工業的發展和抗擊遼、夏、金戰爭的頻繁,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也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北宋時,在汴京有專門製造火藥和火器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宋仁宗時,由曾公亮主編的《武經總要》記載了以硫磺、焰硝(硝酸鉀)、松脂以及其他不同物質按一定比例和操作程式製成不同用途的火藥,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火藥配方和工藝程式的記載。北宋時,利用火藥製造的火器,主要是燃燒性的,隨後爆炸性的火器也大量地製造和套用。到了南宋,更發明了管狀火器,如1132年(紹興二年)軍事技術專家陳規守德安(湖北安陸)時創造了火槍,把火藥裝在竹筒內點火噴射,這是射擊管狀火器的鼻祖,1259年(開慶元年),宋軍和蒙古軍在淮河一線作戰,壽春府(安徽壽縣)軍民創造了一種叫“突火槍”的火器,在竹筒內放置火藥後再安上子窠,用火藥的力量把子窠射出去,子窠類似子彈性質,用石子、鐵塊等製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步槍。後來把竹筒改為鐵管或銅管。

社會生活

宋代宋代
由於到了宋代士族門閥經唐末五代之亂沒落,科舉考試制度真正得到廣泛套用,對社會真正產生重大影響。科舉制度使大量過去貧寒的讀書人一躍成為士大夫階級,使政府與社會有了緊密的聯繫,也打開了平民入仕為官的管道。透過科舉入仕的知識階級在宋朝時已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優勢地位,在法律上也擁有許多特權,因而社會大眾以中舉任官做為讀書的首要目標,社會也就衍生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風尚。儒家的忠孝節義觀念,透過社會、鄉約、族規、家禮等各種方式深入民間,推廣於全社會。中國自宋代以後也得以構成一個比唐代遠為普及的文化社會族群。而基層知識分子,構成基層鄉紳,並成為村鎮百姓與官府的橋樑。他們指導公共工程、支援學校與書院、編纂地方地誌、參加地方祭典、糾集賑災工作、招募地方自衛武力、提供村鎮行為規範。宋、元、明、清時期,透過科舉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階級,是一個同時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優勢、學術文化素養的新興族群。優勢條件的結合促使這個時代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普遍發達的時代。因此,總體而言,到了宋朝,經濟上除了一些皇親國戚、富商大賈外,社會已無明顯的階級之分。清明上河圖局部,描繪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兩岸的繁華和熱鬧的景象和優美的自然風光。宋朝的都市商品經濟特別發達。北宋有四十多個十萬口以上的城市。包括開封、洛陽、臨安(杭州)、大名、應天(今商丘)、鎮江、平江(蘇州)、江陵(今荊州)、廣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長沙)、泉州等。北宋首都東京開封府(今河南省開封市)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店鋪多達六千四百餘家。宋朝打破了坊市分區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開設,還出現了夜市與曉市。南宋首都(稱“行在”)臨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口達到一百二十多萬,城內極其繁華,時人稱為東南第一州。就連宋朝滅亡後,馬可波羅依然稱杭州為“天城”。
瓦舍(也叫瓦子、瓦肆、瓦市)是重要的庶民遊樂場所,內有勾欄,專供大眾娛樂。東京的瓦舍見於《東京夢華錄》的就有十座。臨安的瓦舍見於《武林舊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內容呈現商業化、專業化、通俗化、大眾化的新趨勢。演出的內容主要包括說唱、戲劇、雜技和武術等。其形式多樣,深受大眾的好評。而在農村,宗族制度成為維繫社會的主因。廿世紀之前,中國的政權只向下延伸到縣衙,其下完全通過“鄉保”與“族長”進行管理。在理學的教化下與士人的影響下,官方辦理社會救助;透過理學薰陶,商人階級出資辦理社會救助。救助內容除了辦書院、訂鄉約以激勵品德外,還普遍辦理義莊,以救貧恤孤,資助教育;辦社倉,以備荒歉;辦保甲,以補地方之武裝而保民。這種由士人自發的救助工作,成為自南宋以降中國社會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多屬臨時性質;宋代開始,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社會救助的永久性機構。族長通過訂立鄉約鄉規來保持社會的秩序。地方紳士通過辦學、救濟事業、修橋鋪路等手段造福鄉里。婦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貞節觀在宋朝得到了發揚,在宋朝開始在中上層階層婦女實行的纏足風俗嚴重迫害婦女的身體與心靈,官妓這種制度在宋朝已經淪為出賣肉體的工具,且花樣繁新,也象徵了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空前下滑。

外交

宋代宋代
宋朝外敵頻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針對不同的外交對象,給予不同的館待禮遇,並使之專門化。遼與金國都對宋朝構成巨大威脅,其外交事務主要由樞密院的禮院負責,包括文書往來、使節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豐年間,樞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國信,南宋沿襲之。此外,宋朝專門設定主管往來國信所,作為負責與遼、金交往的具體事務機構。而西夏、高麗、越南(宋朝先稱之為“交趾”,後改稱“安南”。宋時越南歷經丁、前黎、李、陳等王朝統治)等國,由於宋朝視他們為藩屬國,所以發出的外交文書和禮物等皆稱“制詔”或“賜”,對其國家的外交承認被稱為“冊封”。宋朝在京城設定許多外交接待館驛,作為國家接待各國使節的地方。遼國在都亭驛,西夏在都亭西驛,高麗在梁門外安州巷同文館,回鶻、于闐在禮賓院,三佛齊、真臘、大理、大食等國家在瞻雲館或懷遠驛。宋朝奉行朝貢體制,然而將重心放在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也就是“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這樣既有利於外交往來,又給朝廷帶來實惠,使外交和經濟獲得雙贏。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與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對大軍壓境的遼國時屢立奇功。他以理挫敗自傲的遼使,迫使遼使行參拜之禮,後又兩次出使遼國,挫敗遼國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遼、西夏三國的關係,認為遼與西夏強盛的原因是獲得中國的資源與人力而至,並且協助宋朝撬開遼夏同盟,使宋、遼、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漸穩定下來。沈括以翰林侍讀學士的身分,出使遼國交涉劃界事宜,獲成而還。他在出使途中繪記遼國山川險阻及風俗人情,完成《使虜圖抄》,上於朝廷。《宋史》稱:沈括“使契丹。凡六會,敵人環而聽者千輩,無以駁其議。”洪皓在南宋危難之時出使金國,被拘15年,但仍不願投降金國。洪皓曾屢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國城(黑龍江依蘭縣)的宋徽宗、宋欽宗及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宋高宗秘密傳遞訊息。歸國後,宋高宗稱他“雖蘇武不能過”。

帝王世系

宋朝(960年—1279年)
廟號 諡號 姓名 統治時間 年號
北宋(960年—1127年)
太祖 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趙匡胤 960年—976年 建隆960年—963年
乾德963年—968年
開寶968年—976年
太宗 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
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趙光義 976年—997年 太平興國976年—984年
雍熙984年—987年
端拱988年—989年
淳化990年—994年
至道995年—997年
真宗 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趙恆 997年—1022年 鹹平998年—1003年
景德1004年—1007年
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
天禧1017年—1021年
乾興1022年
仁宗 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
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趙禎 1022年—1063年 天聖1023年—1032年
明道1032年—1033年
景祐1034年—1038年
寶元1038年—1040年
康定1040年—1041年
慶曆1041年—1048年
皇祐1049年—1054年
至和1054年—1056年
嘉祐1056年—1063年
英宗 體乾應歷隆功盛德憲文肅武睿聖宣孝皇帝 趙曙 1063年—1067年 治平1064年—1067年
神宗 紹天法古運德建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趙頊 1067年—1085年 熙寧1068年—1077年 元豐1078年—1085年
哲宗 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趙煦 1085年—1100年 元祐1086年—1094年 紹聖1094年—1098年 元符1098年—1100年
徽宗 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趙佶 1100年—1125年 建中靖國1101年 崇寧1102年—1106年 大觀1107年—1110年 政和1111年—1118年 重和1118年—1119年 宣和1119年—1125年
欽宗 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趙桓 1125年—1127年 靖康1126年—1127年
南宋(1127年—1279年)
高宗 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趙構 1127年—1162年 建炎1127年—1130年 紹興1131年—1162年
簡宗 靖文元懿殤孝皇帝 趙旉 1130年—1130年 明受1130年
孝宗 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趙昚 1162年—1189年 隆興1163年—1164年 乾道1165年—1173年 淳熙1174年—1189年
光宗 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趙惇 1189年—1194年 紹熙1190年—1194年
寧宗 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帝 趙擴 1194年—1224年 慶元1195年—1200年 嘉泰1201年—1204年 開禧1205年—1207年 嘉定1208年—1224年
理宗 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趙昀 1224年—1264年 寶慶1225年—1227年 紹定1228年—1233年 端平1234年—1236年 嘉熙1237年—1240年 淳祐1241年—1252年 寶祐1253年—1258年
開慶1259年 景定1260年—1264年
度宗 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趙禥 1264年—1274年 鹹淳1265年—1274年
孝恭懿聖皇帝 趙㬎 1274年—1276年 德祐1275年—1276年
端宗 裕文昭武愍孝皇帝 趙昰 1276年—1278年 景炎1276年—1278年
- - 趙昺 1278年—1279年 祥興1278年—1279年

南宋九帝

宋高宗趙構 宋高宗趙構 宋孝宗趙昚 宋孝宗趙昚 宋光宗趙惇 宋光宗趙惇
宋寧宗趙括 宋寧宗趙括 宋理宗趙昀 宋理宗趙昀 宋度宗趙禥 宋度宗趙禥
宋恭帝趙隰 宋恭帝趙隰 宋端宗趙昰 宋端宗趙昰 宋末帝趙昺 宋末帝趙昺

北宋九帝

宋朝歷代帝王畫像
北宋九帝
宋太祖趙匡胤 宋太祖趙匡胤 宋太宗趙光義 宋太宗趙光義 宋真宗趙恆 宋真宗趙恆
宋仁宗趙禎 宋仁宗趙禎 宋英宗趙曙 宋英宗趙曙 宋神宗趙頊 宋神宗趙頊
宋哲宗趙煦 宋哲宗趙煦 宋徽宗趙佶 宋徽宗趙佶 宋欽宗趙桓 宋欽宗趙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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