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定窯瓷器

宋代定窯瓷器

定窯是中國宋代主要瓷窯之一,後世譽為宋代五大名窯之首。窯址在今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及東西燕山村。

宋代定窯瓷器

正文

定窯中國宋代主要瓷窯之一,後世譽為宋代五大名窯之首。窯址在今河北省曲陽縣澗磁村及東西燕山村。曲陽縣宋屬定州,故名。燒瓷始於,盛於北宋,元以後衰落。北宋蘇軾試院煎茶詩》、宋邵伯溫《聞見錄》、元劉祁《歸潛志》、明曹昭《格古要論》、清朱琰《陶說》等文獻,均對定窯有所記載。古陶瓷專家葉麟趾先生於20世紀20年代率先調查了定窯,確認了曲陽澗磁村窯址。50年代以來,文物考古工作者對定窯遺址進行了多次調查與發掘,基本上弄清了定窯的燒瓷歷史、燒制工藝、裝飾特點、產品品種以及與鄰近地區的相互關係。受定窯影響並燒制定窯風格產品的窯業,多集中在山西省境內,有平定窯、陽城窯、介休窯等。四川省的彭縣窯也燒造定窯風格的白瓷。定窯瓷器傳世品較多,原清宮收藏的也不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湖南長沙,浙江臨安,陝西西安,江蘇鎮江、南京江浦河北曲陽、定縣,河南安陽,遼寧朝陽和北京通縣、豐臺等地的唐、宋、遼、金墓葬、塔基、窖藏中均出土了許多定窯瓷器,僅 1969年 發掘的河北定縣北宋太平興國二年(977)和至道元年(995)的兩座塔基,就出土了完整精美的定窯瓷器 100餘件。
定窯產品多為生活日用的飲食具、酒具、茶具、寢具,還有佛前供器,以民間用瓷為大宗,北宋後期亦燒制宮廷或官府使用的精緻器物。瓷器的品種以白瓷為主,兼燒青釉和少量的黑釉、彩釉及綠釉瓷。器類有碗、盤、杯、碟、盞、盞托、渣斗、盆、洗、瓶、壺、罐、薰爐、枕等。白瓷胎質細膩,色潔白,釉色白中閃黃,光澤瑩潤。其碗、盤類的口沿大多無釉,稱為“芒口”,器外壁多有薄層垂釉,其形如“淚痕”,是定窯白瓷的特徵。河北定縣兩座北宋塔基出土的 100餘件定窯白瓷、南京市明墓出土的定窯白釉刻花梅瓶、河北曲陽宋墓出土的定窯白釉印花雲龍紋碗和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定窯白釉孩兒枕,都是代表作。明曹昭《格古要論》說:“有紫定,色紫。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價高於白定。”在窯址遺存與傳世品中,均有黑定器,以碗為多,胎質潔白與白瓷無異,釉色黑亮,光可鑑人。“紫定”尚無傳世品或窯址遺存器加以印證。但有一種胎質潔白,釉色近於芝麻醬色的盤、碗器,陶瓷史家曾認為即是“紫定”。1974年江蘇鎮江北宋熙寧四年(1071)章泯墓出土兩件稀有的定窯醬釉瓶、定窯綠釉瓷,既不見於記載,亦不見於傳世品。1957年故宮博物院調查定窯遺址時,發現了綠釉瓷盤的殘件,胎色潔白,胎質堅硬,釉色翠綠,刻劃龍紋裝飾。據當地人士介紹,澗磁村曾出土過綠釉瓶。
定窯裝飾以風格典雅的白釉刻、劃花和白釉印花為主,還有白釉剔花和金彩描花。劃花多與刻花相配。白釉印花最富特色。北宋早期定窯的刻花,其構圖、紋樣趨簡,以重蓮瓣紋居多。刻花技法有五代越窯剔刻技藝之風,具有淺浮雕效果。如河北定縣北宋塔基出土的定窯白釉刻花淨瓶、白釉刻花蓮瓣紋碗、白釉刻花蓮瓣紋蓋瓶,表現出北宋早期定窯刻花裝飾的特徵。北宋中晚期,定窯的刻花裝飾日臻精妙,獨具一格。用單齒、雙齒、梳篾式等刀具,刻劃出深、淺不一的主線與輔線,相襯構成物象,生動自然,有立體感。裝飾題材以花果、蓮鴨、雲龍、游魚等為主。紋樣以折梅、纏枝、交枝式構圖,飾於盤、碗的器壁與立體器物的腹部。一些大碗的內、外壁均刻劃紋飾,技藝精湛。台灣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定窯白釉刻花雙鳧紋盤,盤面上以柔暢的刻、劃線紋,勾勒出塘水揚波、蓮葦搖曳、雙鴨仰首嬉遊的湖塘景色,是北宋定窯刻、劃裝飾的代表作。印花裝飾出現在北宋中期,成熟於晚期。印花紋樣多飾於盤、碗器的里部。題材以牡丹、蓮花、菊花等各種花卉紋為多,動物、禽鳥、游魚等也屢見不鮮,嬰戲紋為少。以串枝、折枝式構圖組成的花卉、石榴、孔雀牡丹、魚蓮、天鹿、嬰戲紋等畫面,具有構圖嚴謹、層次分明、紋樣清晰的特點。北京故宮博物院所收藏的定窯印花花卉紋盤,以纏綿的牡丹花枝環繞盤壁,襯起盤心的仰覆有致的荷葉、蓮花,宛如一幅精緻富麗的織錦圖案。在白、黑或醬色釉器上描畫金色花紋的金彩描花裝飾的作品,發現極少。僅見:日本箱根美術館與大和文化館收藏的黑釉金彩描花碗,畫在碗內的金色牡丹花枝光彩熠熠;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 3件白釉金彩雲龍紋碗與安徽合肥文物管理處收藏的醬釉金彩荷蓮紋瓶,雖金彩大多傷脫,但紋樣仍依稀可辨。定窯的這種描金技法,宋周密《志雅堂雜鈔》曾說:“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窯燒,永不復脫。”
定窯覆燒工藝於北宋中期創用。其法是用墊圈組合式匣缽,扣裝盤、碗坯件,入窯燒成。覆燒盤、碗的口沿部位無釉,有毛澀感,稱為“芒口”。故常以2~4毫米寬的銅、銀、黃金等金屬鑲飾器物口沿,因有“金裝定器”之說。
定窯瓷器的題銘有16種,大多與宮廷有關。其中的“官”、“新官”、“會稽”、“易定”、“尚食局”、“尚藥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 8種題銘都是在燒窯前刻於坯足上。傳世定窯瓷器中有“奉華”、“風華”、“慈福”、“聚秀”、“禁苑”、“德壽”題銘,這類銘文都與宋代宮殿名稱有關,是在制品入宮後由宮廷玉工刻的。16種題銘中“官”字款居多,據不完全統計,已見到題有“官” 字銘的盤、碗、瓶、壺、罐等器近百件,它們大多出土於遼寧赤峰、建平、法庫及內蒙古、北京、河北和湖南長沙地區的晚唐、五代到北宋前期墓葬。北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亦藏有定窯白釉“官”字款盤、碗、罐、盂等器。另外河北定州市博物館收藏的 1件1969年定縣出土的白釉刻蓮瓣紋碗,底部題“孟” 字,極為罕見。印款的定窯器僅知 1 件,早已流失國外,為白釉盤,盤心印陰文“定州公用”楷書銘。

定窯的歷史地位

定窯是精細白瓷生產最具代表性的窯場,北宋時期取代了邢窯的白瓷地位,一躍成為“天下第一”的名牌產品,這些精細白瓷迎合了宋代士大夫階層的品味,成為他們所關注和青睞的器物。許多定瓷精品被征入宮廷,供皇帝貴胄使用賞玩,因此,定窯也被各地瓷窯紛紛仿效,對南北方的諸多窯場,如周邊的山西介休窯、平定窯、北京龍泉務窯等窯場,甚至江西的景德鎮、四川的彭縣窯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些窯場仿造定窯的瓷器,通常被人們稱為仿定器,由於定窯在精細白瓷生產中所具有的代表性地位,因而這些不同地區採用定窯的工藝生產的精細白瓷被命名為“定窯系”(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229頁)。
定窯瓷器
大英博物館藏定窯刻劃花紙槌瓶
定窯瓷器流布範圍很廣,考古發現東到我國東北的遼寧,北到內蒙古,南到江浙、湖南,西至陝西等地都發現有定瓷出土。即使在宋金對峙時期,也未阻斷定瓷的流通,近年來在杭州市開展的南宋都城臨安城考古的許多重要發現,如南宋太廟遺址、臨安府衙署遺址、恭聖仁烈皇后宅遺址等,南宋地層中都出土了一些定窯瓷器,許多瓷器還帶有宮廷使用的款識(馬時雍主編《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甚至在埃及福斯塔特遺址也出土過不少北宋時期的定窯瓷片(三上次男《中世中國とエジプト—ト遺蹟出土の中國陶瓷を中心として》,載出光美術館《陶瓷の東西交流》,日本寫真印刷株式會社,1990年,84-99頁)非洲的東海岸以及東南亞等地也都發現有定窯的瓷片,1977年南韓新安海底發現了我國沉船,發現有定瓷(馮先銘《南韓新安沉船及瓷器問題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1985年03期,第113頁)。有的還有銘文,說明定窯的產品行銷海內外,戰爭和大洋都沒能阻當住定瓷的吸引力,可見在內外貿易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新中國成立後,各級政府非常重視定窯遺址的保護工作。1956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將定窯遺址公布為重點文物古蹟保護單位。1985年,曲陽縣人民政府在定窯遺址設立了專門保護機構“定窯遺址文物保管所”,修建了專門的重要遺蹟保護展示棚。1988年,國務院公布定窯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劃定了保護範圍。
近十年來,各級政府和文物部門對定窯遺址開展了一系列保護管理工作。製作遺址保護規劃、支持對遺址進行科學發掘和保護、大力扶持復仿製品產業的發展、成立了定瓷研究室,培養出了定瓷製作大師陳文增等制瓷名人,2006年“定瓷燒制技藝”被列為國家級第二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投資拍攝了“定窯考工記”紀錄片,提出了建設定窯考古遺址公園的計畫等,正在穩步推進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
發現定窯
有關定窯的文獻記載很豐富,時代最早的當屬現藏於曲陽北嶽廟的《唐恆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碑陰處銘文包括有:“冶將”“冶副將”“都知瓷窯”等與瓷窯管理有關的官職名稱(王麗敏等《曲陽發現<唐恆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6期);另一條被定瓷研究者們廣泛引用的材料是《王子山院和尚舍利塔記碑》,內容中出現了“充龍泉鎮使鈐轄瓷窯商稅務使”瓷窯稅務官職銜,龍泉鎮即今定窯窯址所在地(董濤撰、周斯億等修《光緒曲陽縣誌》,光緒三十年曲陽國小堂本)。由此可知在唐代中期,曲陽已存在制瓷業並受官府的監管。五代還出現了稅務使收取課稅,不僅證明確有瓷窯,而且規模可觀,管理有序。古代瓷窯址一般以州命窯,曲陽古屬定州管轄,也是其主要的集散地,因此稱為定窯。
有人做過專門的統計,宋至清時期文獻和方誌中有關定窯的記載三十餘條,元朝人劉祁在《歸潛志》一書中曾有“定窯花瓷甌,顏色天下白”的讚譽(劉祁《歸潛志》,卷八“聯句亦詩中難事”條,中華書局,1983年)。劉氏所言的“花瓷甌”是指定窯白瓷上那種以模印、刻畫為主的裝飾而言,其工巧富麗的程度,與花釉瓷器相比毫不遜色,可謂獨步一時冠絕當世。宋代大文豪蘇軾讚譽定瓷:“定州花瓷琢紅玉”(蘇軾著《蘇東坡集》(上),卷三“試院煎茶”,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43頁)。蘇東坡北宋元祐年間曾知定州,對轄區內的定瓷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懂得飲茶器具在茶道中的重要性,道出了定瓷與好茶的相得益彰。南宋太平老人所著《袖中錦》給定瓷以極高的評價,把定瓷與端硯、洛陽花、建州茶、蜀錦……認為皆為“天下第一”的名牌產品。《邵氏聞見錄》中記有宋仁宗一日去張貴妃處,見宮內陳設有一件“定州紅瓷器”,仁宗問怎么來的,貴妃回應說是某大臣所獻,皇帝聽後震怒,訓斥其不守戒禁,私自接受大臣的饋贈。說明定窯不僅白瓷天下知名,也產紅瓷器,且在當時也屬珍貴物品,並為達官貴人所喜愛(邵伯溫撰《邵氏聞見錄》卷二,中華書局,1983年,第13頁)。
定窯雖因其在中國陶瓷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屢見於文獻記載,但由於窯火的熄滅,遺址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並不為世人所知。人們依據文獻資料在河北中部尋找定窯窯址,根據“窯以州名”的認知,認為窯址在定州,結果考察定州本地並沒有發現窯址,窯址遺蹟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日本〕上田恭輔《關於定窯的考察會》,陶雅會,1925年。尾崎洵盛《支那陶瓷小考》,寶雲舍,1934年)。
1934年,時任北平大學工學院教授的葉麟趾先生,這位背負實業報國留洋歸來的學者,決心揭開這個歷史之迷,他通過自己的實地考察,首次報導定窯遺址在河北省曲陽縣的剪子村(即澗磁村)和仰泉村(也就是燕川村)(葉麟趾《古今中外陶瓷彙編》,北平文奎堂書莊,1934年,第10頁)。
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根據《古今中外陶瓷彙編》的記載,跟著日軍掃蕩的隊伍進入了曲陽,對定窯遺址進行了一次調查,獲取了一定數量的瓷片,同年他以《關於定窯遺址的發現》為題報告了窯址的情況(〔日本〕小山富士夫《關於定窯窯址的發現》)這批材料後來由東京根津美術館結集出版(根津美術館《定窯白瓷》,東京,國小館,1983年)。
新中國成立後,故宮博物院的陳萬里先生、馮先銘先生對定窯遺址進行了實地複查,從刻花、劃花、印花、淚痕以及細膩潔白的瓷胎等方面,基本確認了河北曲陽澗磁村一帶即史載的定窯遺址所在地(陳萬里《調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窯址報告》,《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陳萬里《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9期)。採集到近兩千瓷片標本,並初步判明了始燒的年代,認為唐代開始燒白瓷,五代時期有較大發展,宋代為極盛時期(馮先銘《瓷器淺說(續)》,《文物》195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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