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郵驛

宋代郵驛

宋代郵驛制度以軍卒代民役,按行駛速度設定了金牌、銀牌和銅牌,至清雍正年間增設了“急遞鋪”,也就是現代的“快遞”。宋朝為了確保郵驛的傳遞速度,在機構設定方面“均地理”(按照地理條件);在時限方面要求“謹時刻”;在布局方面要“亭傳相望”;在監督檢查方面“分置巡轄”,制度相對較為完善。

驛道發展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北宋。他和他的兄弟趙光義統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區,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在此基礎上,我國郵驛事業又有進一步發展。那時候,宋和北方的遼,有頻繁的來往。宋使入遼,從現在的河北雄縣白溝(宋為雄州白溝驛)至新城縣,再往涿州、良鄉到達燕京(今北京),又經過驛路上的金溝館、新館、如來館、鐵漿館、通天館到遼朝的中京大定府(今遼寧寧城),最後抵達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沿途驛館林立,驛務十分繁忙。蘇東坡的弟弟蘇轍,曾作為宋使出使遼國,經白溝在燕京暫宿,他寫下了有名的《渡桑乾》一詩,中有:“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旗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這首詩,把宋遼間驛途來往之頻繁,宋遼人民之間的真摯感情和白溝驛的情景,生動地描繪了出來。
宋朝政府在全國擴建驛道。當時從陝西、甘肅到四川的青泥驛(今甘肅徽縣南)路阻不通,北宋政府由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廣元)轉運使主客郎中李虞卿主持,重開了一條白水驛路。只用了半年時間,就修起了從河池驛(今徽縣)至長舉驛(今陝西略陽白水江)的驛道,然後進入四川。驛途中共有閣道2309間,郵亭設施389間。因為工程的成功,主持者李虞卿等受到了政府的旌奬(《金石萃編·白水路記》)。宋政府在今甘肅境內修築了許多驛路橋樑,著名的蘭州浮橋,安鄉浮橋(在今臨夏境內),都是北宋時候建起的。這兩座浮橋,大大方便了甘肅到新疆、甘肅至青海之間的驛運。
宋朝根據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還發展水驛和駝驛等多種模式的郵驛設施。在甘肅敦煌一帶大力發展沙漠驛路的駝驛和驢驛,至今敦煌壁畫中還留有一幅《宋代駝運》的形象圖。宋太宗時,有湖北江陵至廣西桂林間設若干水遞鋪,利用兩湖和廣西沿江的數千戶漁民樵夫做“水遞鋪夫”。湘江沿岸巨潭險石之處,也有同陸驛相同的驛路相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十八)。

郵驛制度

宋朝時候,我國封建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有進一步發展。順應專制統治的需要,當時的郵驛也趨向軍事化,各種制度具有濃厚的軍事色彩。首先,管理郵驛事務的中央機構由兵部來掌管,具體過問郵驛的規約條令、人事調配、遞馬的配備等等。同時管理郵驛的還有樞密院,它的管理範圍是驛馬的發放、頒布驛遞的憑信符牌等等。這兩個機構互相制約,不得擅自專權。這種處置辦法和宋朝對軍隊將領“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范太史集》卷二十六)的防範的意義是一致的。其次,北宋實行以兵卒代替百姓為郵遞人員的辦法,把傳遞書信的機構完全按軍事編制。這一變化的發生是由於宋朝時候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尖銳,嚴峻的形勢迫使宋朝政府不得不把通信中軍事內容視為頭等大事。
兩宋時,郵件文書的遞送,和過往官員投宿的館驛,從職能上完全分開。館驛已演變為單純的政府招待所。宋人王應麟說:“郡國朝宿之舍,在京者謂之邸;郵騎傳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王應麟《玉海》),僅僅作為來往官員和使者中途停留休息的地方。而傳遞政府公文和書信的機構,另有名目,總稱為“遞”,又分“急腳遞”、“馬遞”和“步遞”數種。
遞有“遞夫”,又稱為“鋪兵”,一般由地方上的“廂兵”充任,是傳遞文書的主要人員。郵置人員由民改為兵,這是從北宋初年就開始的。太祖趙匡胤在建立宋朝的第二年就下令“詔諸道郵傳以軍卒遞”(《宋史·太祖紀》),其後遂為定製。當時人王栐[yǒng永]曾就此措施評論說:“前代置郵,皆役民為之”,給百姓增加很大負擔。宋太祖“即革此弊”,開始“以軍卒代百姓為遞夫”,其後更設定專門的驛卒。他們有較好的待遇,從此減輕了百姓負擔(《燕翼詒謀錄》)。開始時這一改革,確實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宋朝的鋪兵“晝夜往來,備極勞苦”(《嘉定赤城志》)。按規定他們雖有國家按月撥給的糧餉,但是禁不住官吏們的層層剋扣,常常使他們處在衣食無著的境地。有的“盤纏缺乏,多飢凍僵殍”( 《永樂大典》卷一四五七五)。前面提到的湘江沿岸的水遞鋪夫,也過著非人的生活。他們常常“衣食不給”,又因水運艱難,而程限則常常與陸運相同,或遇風濤陰雨,誤了限期,“率被笞捶”。為了活命,這些鋪兵和鋪夫,只得嘯聚山林,落草為寇。宋朝的史書上,有不少鋪兵逃亡、造反的記載。為了防止鋪兵逃跑,宋朝統治者採取了惡毒的一手,強迫在他們肉體上刺字,有的刺面,有的刺臂,簡直把他們和囚犯同等看待。這樣做,更加引起鋪兵的反抗。
南宋時候,在東南沿海和北邊的沿防地區,還先後建立了“斥堠”。這也是一種使郵驛通信軍事化的措施。所謂“斥堠”,原來指邊境上的哨兵,駐地常常選擇在高地,便於瞭望觀察。此時把瞭望、偵察和通信傳遞結合起來,建立一種帶有軍事性質的“斥堠鋪”。這種傳信機構,以傳遞軍事緊急文書為主,為軍事活動服務。後來,宋政府又置“擺鋪”,仍由鋪兵擔任通信業務,和斥堠鋪互為補充。

宋代館驛

宋代館驛已和通信郵遞完全分開,僅僅履行一種政府招待所的職責。
宋代的館驛,分為幾個不同的等級和層次。國家一級的有高級迎賓館,招待來自四鄰的國家使節。當時北宋都城汴梁,建有四所重要的大型賓館,其中專門接待北方契丹使者的叫“班荊館”和“都亭驛”,接待西北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使臣的叫“來遠驛”,接待更遠的今新疆地區和中亞來賓的叫“懷遠驛”。這些高級賓館,設備豪華,有時在此舉行國宴,宴請各國使臣和朝內大臣。
地方一級的政府招待所也很華美。從外表看來好似壯觀的大廟,又像是頗有派頭的官府,也好像有錢人家的邸宅。內部設備應有盡有,簡直使旅客樂而忘返。宋朝大文學家蘇東坡有一篇散文叫做《鳳鳴驛記》,就是這樣描繪的:“視客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南宋時候,另一位文學家毛開又用細膩的筆調,描寫了另一處驛館:“為屋二十四楹,廣袤五十七步,堂守廬分,翼以兩廡,重垣四周”(《和風驛記》)。意思是:屋宇十分寬敞,左右前後有24間房子,住宿面積57步,有廳堂有居室有走廊,四周還有高高的院牆。這裡服務人員很齊全:“門有守吏,里有候人”,簡直是“賓至如歸”(《和風驛記》,居住舒適極了。
兩宋政府為了修建這些豪華的館驛,花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位於今陝西地區的扶風,其太守修造上述蘇東坡住過的“鳳鳴驛”時,動用了3.6萬個民夫,僅木材和石料用白銀即達20萬兩以上。
那時候,也有供一般人住的驛館,尤其是在管理不十分嚴的小驛站里,普通百姓將館舍暫充居處,聊以避寒。《東都事略》記載了宋初大將張永德的一個小故事。說他落魄時,就曾住在宋州(治所在今河南商丘)的葛驛,“傭力以食”。有一落難女子,也暫住在葛驛。當地父老可憐他們,不時接濟他們衣食,介紹他們配為夫婦。有一天,後周太祖郭威來到此地,也住在葛驛里。這女子忽在聚觀的人叢中大聲呼喊:這是我的父親!郭威命其向前相認,果然是失散多年的女兒。於是郭威將女兒、女婿帶走。後來他們終於成了貴人。這故事反映了在五代和宋初時普通驛站的情況。
兩宋時的館驛,一般都管理嚴格。來客要登記在冊,共同遵守驛規,不得損壞公物。最有趣的是規定住宿旅客不得長期占有驛舍,期限最多不許超過30天,若賴著不走,超過日限者判徒罪一年。這個規定,對於那些出差的體面官員,似乎太苛刻了點兒。估計在當時此規定未必能完全實施。

傳遞形式

宋朝的郵驛傳遞,按當時著名科學家沈括《夢溪筆談》里的說法,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步遞,一是馬遞,另一就是“急腳遞”。步遞用於一般文書的傳遞,是接力步行傳遞。這種傳遞同時承擔著繁重的官物運輸的任務,速度是較慢的。馬遞用於傳送緊急文書,一般不傳送官物,速度較快。但因負擔這種傳送任務的馬匹大部分都是軍隊挑選剩下的老弱病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擔最緊急文書的傳遞。因此,在緊急情況下,從北宋開始,又出現了一種叫做“急腳遞”的新的傳送文書的形式。
急腳遞的傳遞形式大約是從北宋真宗時候開始的,也即公元11世紀初年。最早,可能用於軍事上,本是邊境上的一種快速傳信形式,據說能“日行四百里”。在北宋真宗時對遼的戰爭中,後來宋神宗時對南方交趾的戰爭中,都使用過這種“急腳遞”。神宗時還在從京師開封至廣西沿線設定專門的“急遞鋪”。北宋與西夏的戰爭,也曾利用過急遞鋪傳送緊急的軍事文書。
急遞鋪的送信形式,到元朝時候達到昌盛時期,其制度的完備、組織的嚴密、網路的發達,遠遠超過宋朝。元朝時急腳遞完全代替了宋朝的步遞形式,而且馬遞在此時也逐漸消失,急腳遞便成為公文傳遞的唯一通信工具。如果說宋時還僅僅是在某些地區重點設定的話,元朝時候的急遞鋪則是全國範圍內的普遍設施了。這時除了極少量的緊急公文由馳驛傳送外,幾乎全部文書皆由急遞鋪傳送。
元朝的急遞鋪大體上每10里至25里設定一處,每鋪配置作為標誌的十二時輪子一枚,紅色門樓一座,牌額一枚。鋪兵則準備夾板和鈴攀各一副,纓槍一支,行旅的包袱和蓑衣各一。看來是風雨無阻。《元史·兵志》上說,鋪兵走遞時,“皆腰革帶,懸鈴,持槍,挾雨衣,齎(帶)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者、負荷者,聞鈴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也”。他們怎樣次第傳公文呢?義大利來華大遊歷家馬可·波羅,對當時中國的鋪兵工作有一段很形象的描繪:“在各個郵站之間,每隔約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這裡住著步行信差……他們身纏腰帶,並繫上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人們就知道驛卒將來了。因為他們只跑約五公里……從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報知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依次傳下去,效率極為神速。只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遠地方的按平時速度要十天才接到的訊息,碰到水果採摘季節,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採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運到上都。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馬可·波羅遊記》卷二)。通過這段敘述,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元朝時候急遞鋪步行送信的神速。
可惜的是,這種急遞鋪的制度,沒能順利發展下去,到元末就衰亡了。明朝時候也沒有更多的發展,清代後期就逐漸消失了,而代之以另外的郵遞制度。

通信法規

——《金玉新書
曹魏時代我國第一部《郵驛令》。唐朝時候,關於郵驛方面的法令規則,多在那時國家的法律《唐律》里具體規定。到宋朝時候,在國家大法《宋刑統》中也有關於郵驛的一些法規。
前朝以來,各地郵驛制度逐漸混亂,有些政府驛使官員,任意加重驛夫的負擔,命令他們帶著包裹,“負重賓士”;也有些驛路管理官吏,受賄濫發驛券,以致驛道任務超度繁雜,驛站不堪負荷。為了整頓這種情況,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根據樞密使韓琦建議,政府責令三司使張方平制定了“驛券則例”74條,頒行天下。這一則例又稱《嘉祐驛令》。根據嘉祐驛令,在刑法中又增加了若干細則,諸如規定:“諸不應入驛而入者,笞四十,”貪贓枉法者,“皆杖一百”等等(《宋刑統》)。從此,驛路大大安寧。發展到南宋時,由於郵驛的發達,涉及社會生活面較廣,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相當完整的專門的通信法規,這就是《金玉新書》
所謂“金玉”,是取古代“金科玉律”這個專詞的簡稱。這部法規的編纂者是誰已經說不清了。但其成書年代,經過專家們考訂,大約可以斷在南宋高宗紹興十九年(公元1149年)或稍後。那時候,與北方金的激烈戰事剛剛結束,諸事需要整理就緒,而原先北宋時所用法規大都散失,郵驛制度也很混亂,宋高宗便命令一些朝臣匯集了散在民間的有關郵驛舊法編纂而成。可惜的是,經過歷代戰亂,這部法規後來在民間也不流傳了。現在在明朝修的大型類書《永樂大典》的一四五七五卷中保存了它的原文。
根據現在《永樂大典》,我們可以知道這部《金玉新書》共有115條,其中涉及郵驛刑律的51條,有關賞格的10條,關於郵驛遞鋪組織管理的內容54條。法規涉及的範圍很廣,嚴格地維護了官方文書的不可侵犯性。比如《金玉新書》規定,盜竊、私拆、毀壞官書者屬犯罪行為,都要處以刑罰,若盜竊或泄露的是國家重大機密信件則處以絞刑。涉及邊防軍事情報而敢於盜竊或泄露信件內容者斬,教唆或指使犯法者也同樣處以斬刑。盜竊的若是一般文書,按規定也屬於觸犯刑律。處以徒刑,發配500里。值得注意的是,《金玉新書》規定,刑罰不僅僅處罰那些作為傳遞文書的當事驛夫,同時也要處置他的上級官吏,包括有關急遞鋪的曹官和節級,失職者一樣處以杖刑。
《金玉新書》對驛遞過程中的驛遞程限、各種傳遞方式中發生的失誤,皆有具體的律令規定和不同的量刑標準。比如處罰郵件失誤的量刑中,步遞最輕,馬遞次之,急腳遞最重。計算路上走驛和行程、誤期的量刑,則以日計算,不同的天數有不同的刑罰。
從《金玉新書》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封建社會,至少是宋朝時期,政府對郵驛是十分重視的,規定是很嚴格的。而“以法治郵”的做法,保證了郵驛的正常運行。

遼、夏、金的郵驛

與北宋、南宋同時,我國北方大地上還存在著幾個由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這就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遼、女真族建立的金,和西北党項族建立的西夏。
當時北方戰爭頻仍,民族壓迫深重,經濟遭到較大破壞,郵驛也一度處於混亂狀態,但不久,遼、西夏和金的統治者,很快收拾殘局,恢復了經濟,也恢復了正常的郵驛通信,而且具有顯著的民族特色。
遼朝的郵驛,一般說比較落後,交通不如中原地區發達。以陸路交通為主,主要交通工具有牛、車、駱駝和馬等。近年來在北方一些地區發現的遼墓畫中,有的便反映當時車馬的內容,可以看出那時交通的一般狀況。遼時,郵驛的重大成就是開闢了東北至中原的驛道。當時,從遼的上京(今內蒙古巴林左旗)、中京(今內蒙古寧城)、東京(今遼寧遼陽)和南京(今北京市)之間,都有驛道幹線互相溝通,沿途也都有供官員歇宿的驛館。這些驛館設備一般比內地簡陋,但是飲食供應和車馬設備,也都與中原相似。
東京遼陽府是遼朝在東北地區的中心。東京到各地的驛路四通八達。從宋人曾公亮的《武經總要》記載看,東京至中京大定府(今內蒙古寧城),沿途共有14處驛館,其中有名的驛館有遼水館、唐葉館、建安館、三河驛等等,驛館間距離自50至100里不等。以東京為中心,還有驛道直通黑龍江流域和朝鮮半島。遼王朝開闢了從上京臨潢府至黑龍江下游奴爾干城的驛道,全長共達5000餘里。由於這是遼統治者向當地女真人勒索一種稱為海東青鷹的通道,所以又稱為“鷹道”。
遼代馳驛一般以銀牌為證,長一尺左右,刻以契丹文,意為“宜速”。又有“敕走馬牌”的字樣,以為憑信。驛馳程限要求每日馬遞最快700里,其次500里。
遼代後期,由於統治階級的加倍勒索,同時因為遼朝中心地在東北,同中原的驛路往來要通過許多盤山小道,驛運十分艱難,給負擔驛遞的夫役帶來很沉重的負擔。到末代皇帝天祚帝時,已使百姓達到“破產不能給”的程度。因此,北方人民常起兵反抗。北宋派出到遼的使者,在燕京的一所驛舍里,曾看到牆壁上表現人民反抗思想的詩畫,畫了一隻烏鴉,上面附著兩句詩:“星稀月明夜,皆欲向南飛”,反映出當時人心向南的情緒。
西夏是南宋時割據在今寧夏一帶的民族政權。其在李元昊統治期間,亦仿照中原制度修治驛路。至今留下的碑文記載,西夏為了和宋朝爭奪陝北,在今甘肅靖遠境內的黃河上修建莎橋,溝通了陝、甘、寧地區的驛路。莎橋是索橋的轉音,可能就是一座鋪上板面的鐵索橋。此橋直到元朝還屹立在河上(《隴右金石錄》)。
據宋人曾鞏的《隆平集》說,當時西夏境內東西有25驛,南北有10驛,自黃河至遼境又有12驛。夏驛主要用馬、牛、駱駝為通信工具,也仿照中原體制有驛牌。遺留下來的西夏敕牌,刻有西夏文字“敕燃馬焚”,意為“敕令驛馬晝夜急馳”。據考證即是當時西夏驛站傳遞文書時用的符牌。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權,從1115年完顏阿骨打建國至被蒙古消滅的1234年止,曾建立起統治我國北方地區的一個強大政權。開始時,女真族比遼、夏、宋都要落後,還不懂得郵驛的重要。《金史》記載,金太祖完顏阿骨打伐遼時,尚無文字,軍中機密皆由將官當面口授,有一名叫耨[nòu]碗溫敦思忠的使者,往來傳轉詔辭,數千言從無少誤。以後,金統治者“得遼人用之”,學會了用文字,驛傳制度逐漸開始。此後,東北地區的交通郵驛迅速發展,從金太宗起,自京師會寧府(今黑龍江阿城)至今河南開封,每50里置一驛,形成一條漫長的郵路。有一年北宋使臣祝賀金主登基,從汴梁出發,由宋金邊境上的雄州至會寧,沿途經過了39個驛站,全程達2500多里路。
金世宗時,又設立急遞鋪。這裡還有一段故事:有一天,金世宗對他的臣下說:“朕常欲得新荔枝”,於是仿效唐明皇、楊貴妃加強驛傳制度,設了急遞鋪。規定每10里一鋪,每鋪鋪頭一人,鋪兵三名。鋪兵騎馬傳送文書,日行可300里。急遞鋪所養馬匹費用,一律向民間徵收,稱之曰“鋪馬錢”。
金中都的驛館也是相當考究的。南宋著名詩人范成大曾住過中都館驛,他記敘說,中都驛供應梨、栗等乾鮮果品,還可喝到酒。
金朝早就實行了驛牌制度,有金牌、銀牌、木牌三種,後又製成綠漆紅字牌。每逢出使,使者皆佩帶這些驛牌,俗稱金牌、銀牌郎君。南宋人認為,這種制度是由宋朝傳過去的。南宋洪皓的《松漠紀聞》和趙彥衛的《御寨行程》曾記載了當時東北黑龍江地區金境內郵驛的情況,說金的驛站稱為“寨”、“鋪”、“館”。《松漠紀聞》中有“銀州南鋪”、“宿州北鋪”、“安州南鋪”等等記載。他們的書里記載的金的驛站都不景氣,道路荒蕪,頹垣殘破,無人修理。說明那時邊疆地區的驛路不如中原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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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郵是以收集、鑑賞和研究郵票為主要內容的大眾性文化活動。集郵源於郵政。十九世紀中葉,創造發明了郵票,集郵活動應運而起並隨著科技創新、文化普及和郵票增多而變化發展。現在已成為一項超越時空、超越國界,多層次多方位、擁有億萬民眾參加的高雅文化活動。這裡希望通過多次任務全面系統介紹集郵知識。古代為適應政令下達和軍情傳達,經費由官方負擔的住所被稱為郵驛(也稱郵傳)。據甲骨文記載,商朝時就已經有了郵驛,周朝時進一步得到了完善。那時的郵驛,在送信的大道上,每隔一定距離設有一個驛站,驛站中備有馬匹,在送信過程中可以在站里換馬換人,使官府的公文、信件能夠一站接一站,不停地傳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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