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詩歌革新運動,由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所倡導,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強調以自創的新的樂府題目詠寫時事, 故名。所謂新樂府,是相對古樂府而言的。宋代郭茂倩指出:新樂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辭實樂府,而未嘗被於聲,故曰新樂府也。(《樂府詩集》),明代胡震亨說:樂府內又有往題新題之別,往題者,漢魏以下,陳隋以上樂府,古題唐人所擬作也;新題者,古樂府所無,唐人新制為。

基本信息

基本內容

概念

新樂府運動,是由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導的一場詩歌革新運動。

新樂府運動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詩歌

名稱

“新樂府”一名, 是白居易相對漢樂府而提出的,其含義就是以自創的新的樂府題目詠寫時事, 故又名“新樂府運動” 。

特點

這類詩的特點是:自創新題,詠寫時事,體現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

代表作家

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紳、張籍、王建也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新樂府運動

主要作品

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並為新樂府運動中的優秀作品。白居易的新樂府詩《賣炭翁》、《觀刈麥》編入國中語文教材。

內容簡介

樂府

西漢設定樂府,掌宮廷和朝會音樂。由樂府採集和創作的詩歌遂被稱做“樂府”。樂府詩相當一部 分采自民間,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現實和可以入樂幾個特點。後來文人也仿作樂府詩,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樂府詩統稱作古樂府。

倡導者

“元白”指中唐詩人元稹、白居易。他們同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元白”並稱,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個時代即已盛行。白居易序劉禹錫詩云:“予頃與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江南士女白居易

,語才子者多雲‘元白’…。”又《舊唐書·元模傳》:“稹聰警絕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白居易、元稹等詩人的主要文學活動在唐憲宗元和年間(806—820),因而把他們創作的詩歌和仿效他們的作品統稱“元和體。”《新唐書·元稹傳》:“稹尤長於詩,與自居易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又唐李肇《國史補》:“元和已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後憲宗歿,穆宗立,改年號為長慶(821—824),白居易、元稹將自己的詩歌編輯成集,分別名《白氏長慶集》、《元氏長慶集》,故又稱他們的詩作為“長慶體”。

口號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新樂府的特點

所謂新樂府,是相對古樂府而言的。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來。他曾把擔任左拾遺時寫的“美刺比興”、“因事立題”的50多首詩編為《新樂府》。新樂府的特點有三:一是用新題。建安以來的作家們歌寫時事,多因襲古題,往往內容受限制,且文題不協。白居易以新題寫時事,故又名“新題樂府”。二是寫時事。建安後作家有自創新題的,但多無關時事。既用新題,又寫時事,始於杜甫。白居易繼其傳統,以新樂府專門美刺現實。三是不以入樂與否為衡量標準。新樂府詩多未嘗“播於樂章歌曲”。從音樂角度看是徒有樂府之名,而在內容上則是直接繼承了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是真正的樂府。新樂府運動由於前有杜甫開創的傳統,後有元結、顧況繼其事,張籍、王建為先導,到了“元白”時期,明確地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論,加之元、白詩才蓋世,寫作了大量新樂府詩歌,給當時以極大影響,使這一偉大的文學運動取得了巨大成就。《師友詩傳續錄》載:“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創為新樂府,亦復自成一體。”新樂府運動在貞元,元和年間與韓柳古文運動相繼磅礴於文壇,有著共同的社會原因。

產生

唐朝貞元、元和之際,廣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興唐朝的統治。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新樂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文辭質樸易懂,便於讀者理解;說的話要直截了當,切中時弊,使聞者足戒;敘事要有根據,令人信服;還要詞句通順,合於聲律,可以入樂。宣稱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詩人或“寓意古題”,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樂府古詩之體,改進當時民間流行的歌謠,積極從事新樂府詩歌的創作。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是他們的代表作。張籍的樂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築城詞》、《賈客樂》等詩歌,反映了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揭露了統治者對人民殘酷的剝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謠》中描寫了驛船縴夫的悲慘生活。《田家行》、《簇蠶辭》則揭露了封建賦役的殘酷。李紳曾作新題樂府二十首,惜已無存。他的《憫農》詩二首:“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為千古傳誦的名詩。

發展

這類新題樂府,至杜甫而大有發展。杜甫善於用樂府詩體描寫時事,所作如《兵車行》、《麗人行》、《悲陳陶》、《哀江頭》等,“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元稹《樂府古題序》)。元結、韋應物、戴叔倫、顧況等人,也都有新題樂府之作。元結還提出詩歌創作應“極帝王理亂之道,系古人規諷之流”(《二風詩論》),使“上感於上、下化於下”(《新樂府序》)。他們可說是新樂府運動的先驅。新樂府運動是貞元、元和年間特定時代條件下的產物。這時,安史之亂已經過去,唐王朝正走向衰落。一方面,藩鎮割據,宦官擅權,賦稅繁重,貧富懸殊,蕃族侵擾,戰禍頻仍,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矛盾進一步顯露出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有識之士,對現實的弊病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們希望通過改良政治,緩和社會矛盾,使得唐王朝中興。這種情況反映在當時的文壇和詩壇上,便分別出現了韓愈、柳宗元倡導的古文運動和白居易、元稹倡導的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的精神,為晚唐詩人皮日休、聶夷中、杜荀鶴所繼承。皮日休的《正樂府十首》和《三羞詩》,聶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鶴的《山中寡婦》、《亂後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統治者的殘暴、腐朽和唐末農民戰爭前後的社會現實。

元和四年(809),李紳首先寫了《新題樂府》20首(今佚)送給元稹,元稹認為“雅有所謂,不虛為文”,於是“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寫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12首。後來白居易又寫成《新樂府》50首,正式標舉“新樂府”的名稱。白居易還有《秦中吟》10首,也體現了同樣的精神。新樂府作為詩歌運動,其創作並不限於寫新題樂府。當時張籍、王建、劉猛、李餘等人,既寫新題樂府,又寫古題樂府,都體現了詩歌革新的方向。元稹原與白居易、李紳約定“不復擬賦古題”,後來見到劉猛、李餘所作古樂府詩,感到“其中一二十章,鹹有新意”,於是又和了古題樂府19首。雖用古題,但或“全無古義”,“或頗同古義,全創新詞”(元稹《樂府古題序》),其實質、作用與新樂府是一致的。這樣,在當時形成了一個影響很大的詩歌運動,文學史上稱之為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新樂府運動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新樂府序》、《寄唐生》《傷唐衢》、《讀張籍古樂府》等詩文中,元稹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樂府古題序》等詩序中,闡述了新樂府運動的理論主張。所謂“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序》),明確提出了新樂府運動的基本宗旨。所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以補察時政,下以泄導人情”(《與元九書》),“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強調了詩歌的社會功能和諷諭作用;所謂“惟歌生民病”(《寄唐生》),“但傷民病痛”(《傷唐衢》),“諷興當時之事”(《樂府古題序》),反對“嘲風雪、弄花草”(《與元九書》),是主張詩歌要有社會內容,要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所謂“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新樂府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寄唐生》),則是要求詩歌的形式與內容統一,為內容服務,表達直切順暢,讓人容易接受。這些詩歌理論,一反大曆以來逐漸抬頭的逃避現實的詩風,發揚了《詩經》、漢魏樂府和杜甫以來的優良的詩歌傳統,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詩歌創作

新樂府運動的詩歌創作,實踐了上述理論主張。白居易、元稹、張籍、王建等人的樂府詩及其他的一些作品,反映了中唐時期極為廣闊的社會生活面,從各個方面揭示了當時存在的社會矛盾,提出了異常尖銳的社會問題。如白居易的《杜陵叟》、《賣炭翁》,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等,都是直接描寫勞動人民所遭受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為他們的悲慘命運鳴不平的;白居易的《繚綾》、《紅線毯》、《重賦》、《輕肥》等,是直接刺責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並從中反映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的;白居易的《宿紫閣山北村》、張籍的《猛虎行》、王建的《羽林行》等,是揭露特權階層惡勢力為非作歹、殘害人民的;白居易的《新豐折臂翁》、元稹的《夫遠征》、張籍的《塞下曲》、王建的《渡遼水》等,是反映邊地士兵之苦和反對窮兵黷武的;白居易的《鹽商婦》、元稹的《估客樂》、張籍的《賈客樂》等,是反映當時商業經濟的畸形發展,富裕商人和窮苦農民之間的矛盾的;白居易的《上陽人》、《井底引銀瓶》,張籍的《妾薄命》,王建的《望夫石》、《去婦》等,是同情婦女們不幸遭遇的。諸如此類的作品,大都具有較強烈的現實意義和鮮明的傾向性。在藝術上,儘管各人的成就不同,風格互有差異,又大都體現出平易通俗,直切明暢的共同特色。它們展示了新樂府運動的實績。新樂府運動的創作,既要針砭現實、指斥時弊,自然就不能不觸犯許多權勢者。白居易說,他的詩曾使得“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執政柄者扼腕”,“握軍要者切齒”,竟至“言未聞而謗已成”(《與元九書》),可見鬥爭是很激烈的。元和十年,白居易橫遭毀謗,遠謫江州,以他為主要倡導者的新樂府運動也因此受到挫折。事實上,統治階級的腐敗和現實政治的黑暗,也使得新樂府運動已無法再繼續下去。儘管如此,它在中國詩歌史上卻留下了光輝的一頁,並對後世詩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晚唐皮日休作《正樂府》10篇,聶夷中也多寫反映現實的樂府詩,就是對新樂府運動傳統的直接繼承。

代表作品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復舟,若比人心是安流。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做連理枝。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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