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歷史文學

新歷史文學

新歷史主義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80年代獲得正式命名。

新歷史文學新歷史文學
新歷史主義發端於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80年代獲得正式命名。新歷史主義文學史觀強調文學史是一種歷史意識形態,是文化系統整體性的話語想像,它從社會-文化批評的角度審視作品的生成與存在,對文學史理論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思想資源;同時,它對傳統的文學史理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中國新歷史主義文學以個人化、多元化的敘事方式,關注歷史中邊緣的人與事,風格更趨民間化、大眾化。歷史觀的改變以及歷史文學自身的發展要求是促使歷史文學創作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將新思維、新方法與傳統歷史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結合起來,是新歷史主義文學面對的實際問題。

特點

新歷史文學新歷史文學
新歷史小說產生於80年代中後期,新歷史小說與新寫實小說是同根異枝而生,只是把所描寫的時空領域推移到歷史之中。就具體的創作情況來看,新歷史小說所選取的題材範圍大致限制在民國時期,並且避免了在此期間的重大革命事件,主要是指其包括了民國時期的非黨史題材。其創作方法與新寫實小說基本傾向是相一致的。有意識地拒絕政治權力觀念對歷史的圖解,自覺地從歷史的廢墟中走出,儘可能的凸現民間歷史的本來面目。其特徵:

現實性。它不是把歷史與現實簡單地、表面地連在一起,不是為了說明現實中的某個觀點和某種思想去演繹歷史,更不是借古喻今,而是一種內在的聯繫,是歷史與現實兩個闡釋維度的聯繫。作家對歷史的理解、感覺和激情,說到底是由現實所給定的,他絕不可能離開現實的思想觀念、思維方式、價值取向、知識結構的影響。所以說作家的歷史敘述是從現實的社會生活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新歷史小說“新”在它包含了新的社會歷史觀念。

深刻性。新歷史小說由於它與現實社會進程有著內在的聯繫,因此它是在一種新的高度上思考過去,是用新的思維詮釋歷史的,是在一個開放的、現代的、新的語境中表現歷史事件的,所以可以做到更準確,更客觀,也更深入。新歷史小說的深刻性包含著新的歷史文化理念和新的歷史文化精神;包含著新的社會價值判斷和新的時代及民族情感。我們通過小說中各種人物的細膩的心理分析,體會到戰爭不僅是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鬥爭,而且是文化的鬥爭,是文明的抗爭,歸根結底是人性和人格的較量。

重要性。即在當今文學走向中的意義和作用。在文學中提出重寫歷史或重審歷史的觀點和與此相關的寫作已有很長時間了,不乏各種突現個人情感和想像的歷史演釋。但相比之下新歷史小說,或者說新歷史文學更尊重歷史,更看重歷史的本質性特點和基本精神。它們既是對傳統的突破,又是對歷史虛無主義寫作的否定;在批判中體現了繼承,在解構中強調了建構。它把“自我”導入歷史社會激情里,把歷史批判納入到社會重建之中,把對現實的關注融合在歷史的長河裡。它注重歷史的連貫性和統一性,這不僅對歷史文學,而且對整個當前文學的發展都有重要的意義。

論興衰

新歷史文學陳忠實《白鹿原》
新歷史小說並非西方新歷史主義直接影響下的產物,而正因其歷史意識與新歷史主義內在精神的一致性而被命名。“新歷史小說”中折射的新歷史主義精神表現為:其對“正史”觀與“歷史進步論”進行的挑戰與質疑並通過挖掘被主流意識形態壓抑的它異元素、以及主動選擇邊緣化立場來構造歷史的“互文性”來實現;以滲透著鮮明的主體意識的偶然性、非理性消解理性主義的本質論、決定論,從而呈現共時性的歷史;最終,解構由策略變為目的,歷史的虛無性被合法化。
新歷史小說是我國當代文學史上有著新的歷史意識的創作思潮。因其與西方的新歷史主義同樣具有新的歷史觀,學術界在對其命名和界定時存有歧異。從對新歷史主義和新歷史小說的歷史精神的分析,可以看出兩者在歷史精神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新歷史小說是在各種思潮影響下,新的創作模式與新的歷史意識相結合的產物,而不是新歷史主義理論的闡釋和說明。

對於新歷史小說產生的原因,研究者們基本上沒有大的歧義。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認為:新時期文學“經過短暫的修復歷史的敘事”(如《天雲山傳奇》《大牆下的紅玉蘭》)“隨後進入反省歷史的敘事”(如“人性論”、“人道主義”、“主體論”、“異化””的提出),接著是“對歷史本身進行直接的質疑”。“由此出現了一部分小說重新審視革命歷史年代的故事”(如李曉的《相會在K市》、潘軍的《風》、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陳忠實的《白鹿原》等),“對歷史直接的審視必然導向對歷史觀念本身的質疑”(如格非的《褐色鳥群》《青黃》等)。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孫先科認為:“新歷史小說正是在政治意識形態上出現裂縫和作家文學編碼意識加強的前提下出現的,它直接的思想源頭有三個:尋根小說對政治性重大事件的摒棄而親和世俗性、‘史’'性題材的傾向和先鋒小說的文本戲擬對意義消解的傾向以及新寫實小說向世俗性價值妥協退讓的趨勢。”

江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顏敏認為,新歷史小說分為四個階段:“1986年有喬良張煒莫言周梅森;1987年的先鋒作家有洪峰蘇童格非葉兆言;1989年的新歷史主義作家群,包括蘇童、格非、余華、葉兆言、劉恆方方池莉李曉楊爭光等;1992年之後的家族小說作家是李銳陳忠實張煒。”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清華把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勾勒為:作為前提和基礎的1987年以前的啟蒙歷史主義階段。作為主體的1987年-1992年的新歷史主義或曰審美歷史主義階段。這一階段又可以分為1987年-1990年前後的,以近現代歷史背景為空間、以中短篇小說為主的近世新歷史小說和1990年-1992年出現的第一批長篇新歷史主義小說及1992年之後的家族長篇小說三個部分。作為餘緒和尾聲的1992年以後的遊戲歷史主義階段。顏敏、張清華的文章分別刊發於1997年、1998年,可以視其為是對新歷史小說發展過程的一種總結性回顧。但是,遼寧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學昕對90年代的新家族歷史小說,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馬相武對90年代更方年輕一代作家的新歷史小說仍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對新歷史小說衰落的原因,研究者們的看法也比較一致。張清華認為,1992年之後,新歷史小說“離歷史客體愈來愈遠,文化意蘊的設定愈加稀薄,娛樂與遊戲傾向越來越重,超驗虛構的意味愈來愈濃。新歷史小說的‘新’似乎正越來越與無數迎合大眾口味與商業規則的‘舊’小說重合,並主動迎合影視大眾藝術的要求與口味,這似乎已標誌著這場歷史與文化烏托邦式的藝術運動的最終衰變與終結”。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從民間立場自身的缺陷這一角度出發,認為:“土匪故事和家族史故事這兩大民問題材是新歷史小說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民間因素並不能保證文學藝術對世俗力量的抗拒,相反,當影視的商業手段利用這兩大民問題材來迎合海外市場的需要時,文學史落到了影視皇帝的‘后妃’的可憐地步。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蔡翔從歷史小說作家新的精神立場的缺失這一角度指出:“如果沒有更為強大的思想和堅定的信念導引,在對現實的妥協與認同中,新歷史小說“很快就會淪落成為取悅大眾並走進大眾消費”。

對於新歷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歷史主義的關係,研究者們論述不多但意見比較一致且十分到位。張清華認為:“在80年代中後期,新歷史主義作為獨立的理論方法尚未得到評介和關注,因而不能想像在國內已經出現了一股以新歷史主義方法為指導的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但是,毫無疑問,作為西方新歷史主義的基本方法的結構主義乃至後結構主義的理論,在80年代中後期卻已對當代中國的學術文化產生了重要影響。反映在文學的歷史主題寫作中就是對以往的主流歷史採取了不約而同的拆解態度”。同時,研究者們清醒地看到了新歷史小說所體現的與西方新歷史主義相類似的特徵有著中國本土文學內在矛盾發展的必然性。張清華認為:新時期第三代詩歌群體“在1986年的詩歌大展中對自己的詩歌理論主張的闡述,實在已遠遠超過了同時期國內理論界對結構主義理論認識的深度”。對於新歷史小說興衰與西方新歷史主義興衰的內在關聯,程蓉有著十分精闢的概括:“由懷疑歷史文本,尋訪歷史真實到歷史真實的陷落,由挑戰權威歷史言說到過分放縱主體,把玩歷史的‘話語嬉戲’,中國的新歷史主義小說家與西方新歷史主義批評理論留下了一條極其相似的、耐人尋味的軌跡”。

發展走向

新歷史文學劉震雲《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
新歷史小說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發展出現了新景象,其中的家族題材小說呈現了先盛後衰。從家族題材小說亢奮的生命創作到悲觀感嘆,從歌唱崇高人生到商業化運作,這些都顯示了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新歷史小說的發展走向及其原因。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新歷史小說在許多作家的創作下呈現出了新景象。最先是依託“尋根思潮”而再度興起,在文化尋根的過程中,作家不可避免地要對中國傳統家族文化進行探尋,對家族作“歷史記憶”式的展示。從時間跨度來看,對近代現代歷史進行回憶敘述的占主體。許多論者將這類家族題材小說歸為“新歷史小說”,因為在解讀歷史的時候,作品重在對被權威歷史話語所遺忘或棄置的家族(家庭)史和村落史的再現,昭示家族和村落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和作用。80年代中期莫言的《紅高梁》,作品隱隱寫到“我爺爺”和“我奶奶”的家族記憶,凸現了戰爭背景中強悍的生命意識和久違的民族精神,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比較早的新歷史小說。之後出現的歷史——家族史結合的眾多小說,企圖需求與祖輩們的對話,演繹了“回憶性”或“尋宗覓祖”般的過去時敘述模式。整體而言,這些家族題材小說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以一個村落的興衰作為小說框架展開敘述,如張煒的《九月寓言》《柏慧》,劉震雲的《故鄉天下黃花》《故鄉相處流傳》等;第二類是敘述了一個個家族歷史變遷的秘密,在寫歷史的時候,更多地注重“野史”、“稗史”和“秘史”,注重人物的複雜的文化心史,歷史被換成了人的“心象”,如張抗抗的《赤彤丹朱》、張煒的《古船》《家族》,王安憶的《紀實與虛構》、方方的《祖父在父親心中》等等;第三類是個人化敘事特徵十分突出的先鋒寫作,家族史、祖父、父親等僅僅是作者抒寫個人現代體驗的一種隱喻性的符號,是作家在現代社會繁雜、奔走中尋求的一種安慰,有的甚至從整體上將家族、血緣看成是一種“天意”和“命運”,如格非的《敵人》,歷史常常變成一些任意性的、神秘而怪誕的往事與回憶,歷史的真實“成了一種類似於瓦雷里的純詩一樣的‘純虛構’”。對家族秘史的書寫,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對歷史的好奇感和新鮮感,增加了人們對歷史的完整把握。但是,由於後期的一些作品過度強調偶然性的因素並渲染宿命悲觀色彩,對人性中惡的一面無節制的宣洩、暴力、血腥、淫亂等泛濫,沒有提供積極的歷史動因以及人性完善的理想途徑,影響了家族題材小說的縱深發展。德國人類學家豪克指出:“在今天的文學藝術中,如果我們只表現焦慮之夢和絕望的歇斯底里,而不去表現希望和信心,乃至確信的情緒,那么毫無疑問,這只是表現了‘自然’生命的一半。”由此不難看出家族題材小說擱淺的重要原因。

中國家族題材小說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再度興起,並在90年代成為一大文學景觀,而在世紀之交逐漸退潮,可以從社會文化變革、作家心態調整以及讀者閱讀興趣轉換等多方面去探詢原因:

新歷史文學王安憶《小鮑莊》
(一)人性深度反思導致家族題材小說主題的轉型。從思想文化層面來看,現代性焦慮在20世紀中國一直是一個重要話題,或者是知識分子的一種心態。這種焦慮,促使思想者、文學創作者們進行中西文化比較,對國民性問題不斷地進行探討。鴉片戰爭讓中國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五四”新文化運動便成為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文化大革命”起初也許是企圖進行一場思想革命,但最後變成了一場擴大化了的粗暴政治運動,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使中國國民脆弱的現代人格受到重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再次開啟了思想大解放的思潮,中西文化的比較,又一次成為思想文化界的焦點。人們急於想對“文革”的起因進行反思,終於形成一種共識:“真正的根源在‘文化’、在‘民族傳統文化傳統’、‘民族文化心理’。”有論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原因,縱有千條萬條,但根本一條是:封建主義意識的一次惡性爆發。”回顧20世紀初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啟蒙運動,中國傳統家族文化或成為一種批判的對象、或成為一種可以變革和創新的資源,被思想界、文學界人士廣泛關注。因而,作為具有豐富文化內容的家族(家庭)或村落,自然便成為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西方尋根思潮的推波助浪作用和對現代文明的反叛,尤其是《百年孤獨》《根》等長篇小說的世界性的轟動,也給中國作家帶來了振興本民族文學的信心與力量,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的文化尋根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再認識,將中國的家族文化通過文學的演繹展示給世人,促成中國文學的世界化追求,使“家族”成為了當時一批作家的某種集體無意識。出現的王安憶的《小鮑莊》、鄭義的《老井》等“尋根小說”(其實也可以看作家族小說),在對民族性格進行解剖的時候,發掘了村民對血緣親情的重視,有著一種強大的生存韌性和凝聚力。而張煒的《古船》,則將道家思想對人物的影響,作了比較自然的解讀。隨著社會結構急劇分化、重組,文化反思這種帶有啟蒙性質高高在上解說方式,被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沖淡,意識形態化的思維和言說方式,讓位於個人化的情緒宣洩,後現代化的哲學文化思潮過早地將當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牽引到一個尷尬的境地。90年代,作家失去了主流的中心話語,只好再次將目光投向民間和鄉土,以鄉土寫作和懷舊式的寫作來迴避變幻的現實和價值觀失衡的狀態。在作家的眼中,家族與歷史、個人與家族、個人與個人,不僅僅是一種制度規範下的關係,而是由許多偶然性的因素或者人的本能構成的,人不具有了文化上的理性色彩,反而多了欲望的衝動。這種世俗化的影響,使以家族為題材的創作者們,一方面繼續著文化思考的命題,象徵性的虛構和隱喻,另一方面誇大和渲染欲望,非理性的悲觀情調充斥於作品中,家族史或歷史只是一堆沒有邏輯的碎片。如劉恆的《蒼河白日夢》等,人的欲望無限性與行為的有限性的衝突,人幾乎無法擺脫精神上的宿命。這樣一種解讀歷史和文學創作形式,很難給予現實人們力量和信心,必然限制了家族小說的發展空間。
新歷史文學韓少功《爸爸爸》
(二)茫然低沉的寫作心態導致家族題材小說情感基調的調整。鄉土與家族情結的糾纏,一直成為文學的一種主題樣式,隨著工業文明的加劇,這種狀況在20世紀末更加凸現。幾千年來,“家”被中國人視為“避風港”,充滿了溫馨、和諧與友善,成為遊子的歸宿。長期以來,中國人積澱了一種濃厚的鄉土觀念和家族意識。這種意識的產生,來源於落後的農耕經濟、倫理政治以及家族血緣、親緣關係凝聚和強制作用。發現和表現家族制度的罪惡的文學作品,從古典小說《金瓶梅》和《紅樓夢》描寫的大家族中生活的溫馨與情愛,到林語堂《京華煙雲》對傳統家族文化的推崇,可以看出作家對家族(家庭)的矛盾態度。家族儘管有其殘忍的一面,但在以農耕文化為特徵的整個封建社會中,起到了一定的凝聚和推動作用。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文化尋根,其中就包含了許多作家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再認識,既有對其負面因素作徹底的否定的,帶有象徵意味的當屬韓少功的《爸爸爸》,作品對家族和祖先的解讀,完全帶有一種形而上的思考,對人物也是作一種符號化的處理。也有立足於民間立場,對一段時間被作家們所忽略卻帶有較濃“封建”色彩的荒僻農村作原生態的寫真,尋找民族文化的“根”。對家族的敘述中,挖掘祖輩們身上的生命力,應該以莫言的創作為代表,在“紅高粱”地里,莫言發現了“我爺爺”的血性生命力。這是另一種類型的寫意,但旨在喚起現實中“我”輩的奮起,找出民族精神的動力和支柱。還有一種類型的作品,如張煒的《古船》,以理想為指導,在鄉土的沉思中,提供“回歸自然”的自由自在人生樣式,道家的人生哲學中“人性自由自在”的追求與儒家的韌性執著,變成一種理想。90年代,一些作家感到現代社會的喧囂和價值失衡,認為“城市無故事”,企圖通過對家族的回憶或者想像,在歷史的朦朧記憶中營造“精神家園”。以此來展示遙遠記憶中的家族輝煌與榮耀,使遺落在現代社會的子孫增加一種自信和撫慰。如王安憶、鐵凝為代表的女作家們的創作家族獲得了新的情感價值與文化價值,成為文化轉型時期靈魂重塑、詩意流放的島嶼,成為她們精神與生命理想的一次悲壯的返回。正如王安憶所說:“家族傳說超越了人們的認識,它將世界置於‘知’之上的渺茫境界中,使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家族神話像黑夜裡的火把,照亮了生命歷久不疲的行程。”尤其是在她們的作品中有著這樣一個深刻的命題“我從何處來”和“我往何處去”,是現代人的一種文化祭奠和自我掙扎。可以說,她們的創作具有“溝通人類與歷史,個人與民族,生存與願望的永久力量。”“以死的往事重新復活,這不僅對於歷史本身說來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並且對生活在歷史中的人們,對於書寫和感受歷史的人們,都無疑是一次膜拜與痛悔交織的秘密儀式。”總之,儘管一部分作家對家族和鄉土的情感態度不盡相同,但由於他(她)們都將目光投向了家族和鄉土,並且在作品中融會了自己的理解和情感,自然也就促進了家族題材小說的發展。當然,家族血緣也是一種束縛,一種可怕的力量。一些作家尤其是一部分女作家在寫家族史的時候,常常用女性主義的眼光,寫出女性在男權社會中的不平與不幸,帶有強烈的反叛意味。但許多作家集中筆墨寫了女性陰暗的心理以及人性中“惡”的泛濫。宿命的情感,促使作家對家族中一代又一代人物命運陷入困境,悲劇似乎是一種無法擺脫的歷史輪迴。張宇《疼痛與撫摸》追溯了水家三代四個女子的情感與婚姻的不幸。水秀、水月祖孫兩代的裸體遊街,是歷史的再現與回演。她們的命運“活象一雙鞋,一個一個接著往下穿。”趙玫的《我們家族的女人》,也是一種對歷史的宿命感觸,“我”離婚回到父母家時,父親說:“命是天意,你注定要離婚要帶著孩子重返家園。你是我們這家族中的女人,所以你只有服從。”由於作家們對歷史發展的自信心不足,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只好將這種悲觀情緒通過家族血脈的流動來展現,實屬一種痛苦和無奈。也正是這種困惑,使20世紀末家族題材小說缺乏新生力量和激情型的叛逆者和出逃者,因而也沒有帶給讀者一種激情和力量,失去了文學應有的崇高性和力量美。
新歷史文學莫言《紅高梁家族》
(三)消費媚俗的閱讀環境導致家族題材小說審美風格的轉換。20世紀80年代中期,整個社會瀰漫著對苦難的反思,這種反思情緒導致讀者對文化反思作品的需求,對民族傳統家族文化的再認識。在一些具備尋根特徵的家族小說中,宏大的歷史敘事與哲理性思考的作品,給讀者留下了對歷史積弊、民族性格尤其鄉村國民性問題的思考。尋找國民性格衰弱的原因,成為這時鄉土題材寫作的主流。當然,新時期的鄉土作家更多地是從關注當代農民的生存狀況出發探討國民劣根性問題,從宗法思想的遺留中去發掘當代農民身上的封建習氣,如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小說。這類小說,為家族題材小說拓展時空探求國民性問題提供了一種啟示。莫言正是演繹了魯迅小說中所謂的“一代不如一代”的觀念,在《紅高梁》中,寫祖輩們敢恨、敢愛、敢殺人放火等,而父親一代人則隱忍、麻木、萎縮。整個小說的特徵是富有一種悲壯美和厚重感。之後一段時間內,家族小說對民族生命力的張揚、對理想的摯著追求、對宏大場面的描繪、對壯美情景的渲染,都高揚著人性解放和生命力勃發理性,讀者在閱讀作品的過程中獲得一種於沉寂中奮起的審美愉悅。然而進入90年代後,作家“集體”身份的失落,整個知識分子群體都邊緣化了,讀者在獲得短暫的崇高感滿足後,心理平衡再次被快節奏的生活以及物化的人際關係打破。在價值取向出現困惑時,人們自然會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心態,一種是順應時代大眾化、世俗化的要求,更多地注重物質的滿足和身體的快感,新都市文學的興起,新寫實主義的得寵便是一種“實用”閱讀趣味滋生的結果。“個人自由主義”氣氛,使文學走向了消解崇高和理性的“自然主義”的軌道。文學沒有了美感和亮點。如晚生代創作和新都市文學,城市物慾的誘惑以及及時行樂的消費主義思潮,被許多年青的讀者所接受。衛慧棉棉等的創作,將個人的隱私和欲望無法滿足的困惑表達出來,應和了部分讀者的孤寂靈魂。
然而,變動時代人們的心態是不穩定和矛盾的,另一類人群不滿現實的庸俗化,企圖從回憶或者想像中尋找歷史的動因和人性的變動,找尋一些積極的因子和自信的力量。人們不甘消沉於物慾的精神追求,融會著強烈的歷史懷舊情緒,再次造就了家族小說創作的熱潮。因為以家族生活為題材小說或多或少給現代人帶來心靈的撫慰與宗脈的認歸,獲得生命的力量。李光耀先生有一個譬喻能夠說明:“在經歷所有的那些動亂時,家庭、家族、氏族為個人提供了生存之舟。文明崩潰了,朝代為征服者消滅了,但這種生命之舟卻能將文明傳承到新的階段。”但是這時的作家,大都卻將目光投向中國家族中被壓抑的男女性愛畸形以及短缺經濟時代財產爭奪的殘酷性,將物慾、情慾無限虛構和放大。尋找的結果並不樂觀,除了迎合了90年代社會轉型時期讀者的獵奇心態外,大多數的作品染上了濃重的悲觀審美色彩。這種悲觀甚至宿命情緒,也是世紀末人們普遍感到困惑和對現實缺乏信心的表現。在這種情緒影響下,家族題材小說失去了前期宏大敘事時悲壯,多了一份自我無依靠的失落。面對讀者,家族題材小說陷入了兩難的境地。歷史的精神本身具有矛盾性,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保守落後性。現實變動雖讓人困惑,卻是社會進步的必然選擇。人類畢竟不能生活在歷史中,只能從歷史中借鑑某種經驗。這就使家族題材小說崛起之後卻又無法應對新潮的個性化創作衝擊的難題。

代表人物

新歷史文學陳忠實
陳忠實,男,1942年出生於西安霸橋區。中共黨員。國家一級作家。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陝西作家協會主席、黨組成員,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省政協常委。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2005年榮獲陝西省首屆紅旗人物。長篇小說《白鹿原》獲第四屆矛盾文學獎(1998年)。

1965年初發表散文處女作《夜過流沙河》。1979年《信任》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82年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說集《鄉村》。1992年報告文學《渭北高原,關於一個人的記憶》獲1990年-1991年全國報告文學獎。

陳忠實創作的長篇小說《白鹿原》,集家庭史民族史於一體,以厚重的歷史感、豐富的文化意蘊和複雜的人物形象而在同類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當代文學中不可多得的傑作之一,被著名學者范曾譽為“陳忠實先生所著白鹿原,一代奇書也。方之歐西,雖巴爾扎克斯坦達爾,未肯輕讓。”,西方學者評價說“由作品的深度和小說的技巧來看,《白鹿原》肯定是大陸當代最好的小說之一,比之那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並不遜色。”,獲得1998年第四屆茅盾文學獎。有的作品本翻譯成英、日、韓、越等國文字出版,其中《白鹿原》已被改編成秦腔、連環畫、雕塑等多種藝術形式,話劇、電視連續劇、電影正在籌備中。

迄今,已出版的作品有《陳忠實文集》7卷、《陳忠實小說自選集》3卷、散文集《生命之雨》《家之脈》《原下集》等7種。

新歷史文學李銳
李銳,男,1950年9月生於北京,祖籍四川自貢。1969年1月到山西呂梁山區插隊落戶,先後做過六年農民,兩年半工人。1977年調入《山西文學》編輯部。先後擔任編輯部主任,副主編。1984年畢業於遼寧大學中文系函授部。1988年轉為山西省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同年6月加入中國作家協會,1998年12月當選山西作家協會副主席。2003年10月辭去山西作協副主席職務,同時退出中國作家協會,放棄中國作協會員資格。
1974年發表第一篇小說。迄今已發表各類作品百餘萬字。系列小說《厚土》為作者影響較大的作品,曾獲第八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和外國作家的作品被翻譯成中文一樣,李銳的作品也曾先後被翻譯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蘭文等多種文字出版。2004年獲頒法國政府頒發的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
出版有小說集:《丟失的長命鎖》《紅房子》《厚土》《傳說之死》。長篇小說:《舊址》《無風之樹》《萬里無雲》《銀城故事》。散文隨筆集:《拒絕合唱》《不是因為自信》《網路時代的方言》。另有《東嶽文庫•李銳卷》(八卷)
新歷史文學莫言
莫言
,男,原名管謨業,1955年二月生於山東高密,童年時在家鄉國小讀書,後因文革輟學,在農村勞動多年。1976年參軍,任戰士、政治教員、宣傳幹事。曾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研究生班學習。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1997年轉業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日報》報社工作,並為報社的影視部撰寫連續劇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著有大量中短篇作品《金髮嬰兒》《爆炸》《歡樂》《紅蝗》《築路》《雨中的河》《流水》《棄嬰》《貓事薈萃》《玫瑰玫瑰香氣撲鼻》,小說集如《紅耳朵》《傳奇莫言》亦先後在台灣推出。
出版有《莫言文集》五卷,長篇小說《紅高梁家族》《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酒國》《紅樹林》《檀香刑》,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紅高梁》、《牛》 ,短篇《拇指銬》等。
新歷史文學劉恆
劉恆
,男,原名劉冠軍,1954年5月出生於北京,1987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分校中文系,現任北京作家協會主席、駐會一級作家,北京市文聯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中國作協第六屆全委。在2006年11月第七屆全國作代會上最新當選為全國作協第七屆副主席。
1977年發表處女作《小石磨》,至今已發表長篇小說《黑的雪》《逍遙頌》、《蒼河白日夢》三部,中篇小說《白渦》《伏羲伏羲》等近二十部,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拳聖》等數十篇,電影劇本《菊豆》《秋菊打官司》《漂亮媽媽》《張思德》等十餘部,電視劇本《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等數十集。改編並導演電視連續劇《少年天子》。其中多部作品獲全國或地方文學獎以及國內外電影節和電視節的最佳影片獎、最佳編劇獎。多部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意、韓、丹麥等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發行,產生廣泛影響。已有五卷本《劉恆自選集》問世。2004年在“北京文學節”上獲得終身成就獎。他的一些小說被改編為影視作品,如《伏羲伏羲》、《黑的雪》以及長篇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主要獲獎作品有短篇小說《狗日的糧食》獲全國第八屆優秀短篇小說獎。中篇小說《天知地知》獲首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獲第一屆北京市文學藝術獎。
新歷史文學張煒
張煒,1955年11月生,山東龍口人,原籍棲霞。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現已出版單行本近百部(含境內外各種版本),大型文集五套,譯為英法日德等多種文字。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外省書》在海內外影響廣泛。作品在海內外獲獎30餘次,如:1982年《聲音》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作協,92年更名魯迅文學獎);1984年《一潭清水》(中國作協,92年更名魯迅文學獎);1998年《九月寓言》獲全國長篇小說獎(新聞出版署、中國作協)。
主要出版詩集、理論集、散文集和長篇小說各種版本近百部,海內外獲獎30餘次,包括有重要影響的評選:台灣“金石堂最具影響力圖書”(《古船》,1989年);香港“華語小說百年百強”(《古船》,1999年《亞洲周刊》);國內“百年百部中國優秀圖書”(《古船》,2000年,北京大學等);國內“99年代最具影響力十作家十作品”(張煒與《九月寓言》,2000年,上海作協及全國百名評論家);國內“90年代最受讀者歡迎的作家”(名列前矛,2000年,中國文化報等);國內“中國百年文學經典”(《古船》、《九月寓言》,1998年,北京大學);國內“百部文學名著名篇”(《古船》、《九月寓言》,2000年,《收穫》);“讀者最喜愛的十位作家”(張煒,名列前矛,1994年,《新華文摘》、《光明日報》等)。

自1987年以來,先後受邀到德國柏林大學、法國國家圖書館、義大利東方大學、香港大學、日本神奈川大學、一橋大學、台灣國家圖書館等眾多學府講學。自1999年起,長篇小說《古船》被法國教育部和巴黎科學中心確定為全法高等考試教材及必考書目。
作品主要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柏慧》《家族》,中篇小說《秋天的憤怒》《蘑茹七種》等,短篇小說集、散文集《玉米》《融入野地》《夜思》等。現已出版《張煒作品選》五卷。

新歷史文學周梅森
周梅森,1956年生,江蘇省徐州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一級作家,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1974年畢業於江蘇徐州煤礦學校附屬中學。1974年參加工作,歷任徐州礦務局韓橋煤礦工人,《青春》月刊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江蘇分會專業作家,文學創作一級。南京市作家協會副主席。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作品多次被改編成影視劇。曾被江蘇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現為中國作協會員,作協江蘇分會專業作家。

主要作品《周梅森文集》
中篇小說集《莊嚴的毀滅》《深淪的土地》《國殤》《大捷》,長篇小說《黑墳》《神諭》《重軛》《淪陷》《我本英雄》《人間正道》《天下財富》《中國製造》《國家公訴》《絕對權力》《至高利益》,另有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隨筆多篇。
其長篇小說《人間正道》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第六屆五個一工程獎;二十八集同名電視連續劇獲中國電視飛天獎一等獎,中國電視金鷹獎最佳電視劇獎;長篇小說《中國製造》獲第四屆國家圖書獎、第七屆五個一工程獎;中篇小說《軍歌》獲第四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二十二集電視劇本《天下財富》獲首屆全國電視劇本徵文一等獎;長篇小說《黑墳》獲全國煤礦長篇小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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