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富治

謝富治

謝富治(1909年8月-1972年3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湖北黃安(今紅安)人。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長征。曾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八路軍第129師385旅政委、太岳軍區副司令員、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縱隊政委、第8縱隊司令員、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司令員等職。建國後,曾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國務院公安部部長、副總理、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等職。“文革”時指使“砸爛公、檢、法”,製造一大批冤、假、錯案。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八、九屆中央委員。九屆政治局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其黨籍並撤銷原《悼詞》。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基本信息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謝富治,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1955)。

1909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豐崗謝家壋。曾當過手工業工人。

1926年在家鄉參加農民協會。1930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紅四方面軍任排長、副連長、宣傳隊隊長、連政治指導員,參加了鄂豫皖蘇區反“圍剿”。

1932年10月後任團政治處主任、紅9軍第26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參加了川陝蘇區反“三路圍攻”和反“六路圍攻”。長征中任紅9軍政治部主任,到陝北後入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第129師772團政治處主任、政治委員,第385旅政治委員,太岳軍區副司令員、縱隊政治委員,參與領導太岳區反“掃蕩”。抗日戰爭勝利後,任晉冀魯豫軍區第4縱隊政治委員、太岳兵團(陳謝兵團)政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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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與司令員陳賡率部強渡黃河,進軍豫西,配合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挺進大別山。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第3兵團政治委員,參加渡江、進軍西南等戰役

新中國成立後,兼任中共川東區委書記、川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西南軍區副政治委員,雲南軍區、昆明軍區、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公安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

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委、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員,是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參與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瘋狂迫害和打擊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指使“砸爛公、檢、法”,製造一大批冤、假、錯案。

1972年3月26日在北京病死。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

1981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他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

早期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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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解放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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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陳、謝率太岳縱隊參加了上黨戰役,同兄弟部隊一起共殲國民黨軍3.5萬多人。上黨戰役的勝利,打退了國民黨的進攻,配合了重慶談判。10

月上黨戰役勝利後,太岳縱隊正式整編為晉冀魯豫軍區第四縱隊,下轄第十、十一、十三等三個旅,仍由陳賡、謝富治任司令員和政委。此後,在陳、謝領導下,第四縱隊先後舉行了同蒲路南段阻擊戰、臨(汾)浮(山)戰役、晉西南戰役、汾(陽)孝(義)戰役、晉西南攻勢和鄉寧戰役,共殲國民黨軍6萬餘人。

根據中央決定由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第九縱隊和第八十三軍共10個旅(師)8萬人組成陳謝兵團,陳賡任兵團司令員兼前委書記,謝富治任兵團政委兼前委副書記。

1947年8月23日至10月13日,陳、謝兵團挺進豫西,共殲國民黨軍3萬餘人,解放縣城12座,到達黨中央指定的位置,開闢了豫陝鄂解放區。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挺進中原,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了戰略進攻。此後,陳謝兵團又先後參加了伏牛山東麓戰役,平漢、隴海破擊戰,洛陽戰役,宛西戰役和宛東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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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8年8月陳謝兵團(四、九縱隊和三十八軍)南征1周年時,已先後參加245次戰鬥

,殲國民黨軍11萬餘人,解放及收復縣城51座。同年11月,陳謝率第四縱隊參加淮海戰役。在該戰役第二階段消滅黃維兵團的戰鬥中,參加攻擊的部隊組成了東、南、西3個集團,西集團由陳錫聯指揮;南集團由王近山、杜義德指揮;東集團轄中原野戰軍第四、九、十一縱隊及豫皖蘇獨立旅,由陳賡、謝富治指揮。經3個集團軍的共同努力,將國民黨主力兵團之一的黃維兵團12萬人全部殲滅。

陳錫聯和謝富治分任第三兵團(轄第十、十一、十二等3個軍)司令員和政委。此後,陳錫聯、謝富治率第三兵團參加了渡江作戰和西南戰役,解放了西南政治經濟中心重慶等地。

文革期間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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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帶頭誹謗鄧小平;10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又追隨林彪、江青,誣陷國家主席劉少奇。1967年2月,謝富治和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勾結在一起,製造了所謂“二月逆流”事件,企圖打倒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等軍委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8月,他提出要把公安機關“徹底打碎”,煽動“砸爛公、檢、法”。

1968年,謝富治參與炮製《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將劉少奇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將他迫害致死。他利用公安部部長的職權,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隨意抓人、捕人,大搞逼供信。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病逝於北京。

治理雲南

建國後,謝富治被任命為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實際上是雲南省的黨政軍“一把手”。

謝富治在治理雲南上,還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他組織了雲南起義部隊的改編工作,領導了雲南的土地改革,指揮部隊剿滅了當地大大小小的土匪武裝,為恢復雲南地區的社會秩序和生產,做了不少工作。

更值一提的是,謝富治在雲南抓禁毒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雲南在歷史上就以種植、販賣鴉片聞名,黑惡勢力也很大。謝富治主政雲南後,在禁毒和打擊販賣鴉片方面出了重拳。他組織起了人民武裝力量,調動社會力量,組成了打擊販賣毒品的專門機構,做了大量禁毒的宣傳工作。然後,發布通令,嚴禁吸食和販賣鴉片,一經發現,嚴厲制裁。政府公布禁菸令後,吸食和販賣鴉片者轉入地下,謝富治便組織軍政人員,化裝成老百姓,對吸毒販毒的場所進行明查暗訪,掌握了他們的活動地點和活動規律,然後統一行動,用武力端掉了吸毒販毒的窩點,鎮壓了黑惡勢力的頭子,使雲南長期存在的吸毒販毒現象基本絕跡,安定了社會,也大得人心。

由於有戰功,治理雲南有成績,謝富治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央重視。1955年,他被授予上將軍銜。1956年,在黨的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又奉調中央工作任公安部部長、人民武裝警察部隊(1962年改為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1965年,謝富治升任國務院副總理,仍然兼任公安部長。

外界評價

戰功赫赫

謝富治謝富治

謝富治於1909年8月出生在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他家世代務農,生活貧寒。小時候,他放過牛,種過地,餵過豬,也時斷時續地讀過私塾。青年時,謝富治頭腦活絡,也很勤奮,常從親朋好友處借一些書報來讀,因而見識較廣,周圍常常聚集了一些同齡青年。

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北伐部隊攻占武昌,湖北各地農民運動勃興。謝富治同一幫青年也跟隨農民打起了土豪、分起了田地。1927年“四一二政變”、“七一五分共”後,農民運動遭到鎮壓,大批農民運動骨幹被砍頭,謝富治受到的驚嚇著實不小,回到了老家。和同齡又同鄉的李先念相比,謝富治則遠沒有那種徹底的革命精神。當時,他們都是十七八歲的小伙子。在農民運動遭到血腥鎮壓,謝富治回老家躲避時,李先念卻毅然跟共產黨走,同反動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李先念與謝富治的不同,在黃麻起義中更顯現出來了。1927年11月,黃安爆發了共產黨領導的起義。李先念是這次起義中農民武裝的領導人。起義失敗後,李先念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謝富治雖然也參加了起義,但他並沒有在起義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查閱當年資料發現,這次起義中的骨幹分子和積極分子都加入了共產黨。可見,當時謝富治的表現並不是很積極。

當然,轟轟烈烈的黃麻起義也震撼了青年謝富治的心靈,促使他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1930年,鄂豫邊的紅軍武裝力量不斷壯大,根據地也不斷擴展,謝富治所在的農民武裝也被編入了工農紅軍。參加紅軍後,謝富治作戰還是很勇敢的,打仗也有辦法,很快就升任紅軍的連指導員。此後,他從基層乾起,一步步晉升,先後當過團政治處主任、師政治部主任、軍政治部主任。

30歲還不到,就成為紅軍高級將領,謝富治應該算是出類拔萃的。他帶部隊有一套辦法,打仗也肯動腦筋,在開闢和鞏固鄂豫皖蘇區、反“圍剿”的戰鬥中,取得了一定的戰績。可以說,青年謝富治在人生道路上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起點。

上世紀30年代初,在張國燾主持工作的那一段時間裡,鄂豫皖蘇區曾經實行了一套過“左”的政策,僅僅在對內部人員審查的過程中,就有許多紅軍將領和幹部被迫害,連許繼慎這樣能征慣戰的著名紅軍將領也慘遭殺害。

這一時期,謝富治是緊跟張國燾的。在“肅反”過程中,他常無端懷疑別人,整黑材料,審訊幹部,惟張國燾之命是從,受到了張國燾的信任。因此,鄂豫皖蘇區許多幹部被排擠、打擊、降職,甚至殺害,但謝富治的職務卻上升了,當上了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主管幹部工作,掌控人事大權。

當然,應該提到的是,謝富治對紅四方面軍的發展壯大是做出過貢獻的。他參加了紅四方面軍建立以來的許多重要戰役,在紅四方面軍反“圍剿”的戰鬥中,他打過不少防守戰和進攻戰,成團成營地殲擊過國民黨軍隊;在隨部隊西進川陝開闢川陝蘇區的過程中打了不少勝仗,連四川軍閥武裝都怕他三分;在川陝蘇區反“圍剿”作戰中,他所率部隊也打了不少漂亮仗。在戰鬥中,謝富治常身先士卒,與戰士們同甘共苦,在部隊遭受挫折時也善於做政治思想工作。應該說,謝富治也是個立有戰功的人。

謝富治參加過長征。不過,他是跟隨張國燾走的長征路。跟隨張國燾,讓他吃了不少苦頭。在現實面前,他認識到張國燾搞的那一套不對頭,因此,他反對張國燾搞分裂、另立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中央清算了張國燾的分裂主義路線,但對他手下的幹部還是團結和愛護的,謝富治也受到中央的重視。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進行了整編,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謝富治被任命為任129師386旅772團政訓處主任;後來升任八路軍385旅政委。那時八路軍的旅,是由原來紅軍的一些軍、師合併而成的,是八路軍下轄的三個師以下的最高建制,經過後來的發展,其規模和戰鬥力都大大超過了旅一級,實際上有軍一級的戰鬥力,能夠獨立作戰並獨當一面。王震、陳賡等原來紅軍的軍長,都改任旅長。謝富治後來能當上旅一級的政委,說明他還是很受中央重視的。

當時,陳賡是386旅的旅長。應該說,謝富治與陳賡的合作是好的。陳賡是黃埔軍校出來的,有深厚的軍事理論功底,也有豐富的實戰經驗。謝富治雖然沒有進過軍校,但打仗很有一套,實戰經驗十分豐富。因此,許多重要戰役都是二人共同商定後組織實施的。後來,謝富治任太岳軍區副司令員,仍然與司令員陳賡合作。謝富治與陳賡一起,創造了許多發動民眾、組織民眾、武裝民眾的辦法,總結了民眾鬥爭中產生的好經驗,推廣了武工隊、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等多種作戰組織和作戰形式,很快就在華北開闢了多塊抗日根據地。後來,這些根據地擴大、聯合,成為大片的根據地,成為抗日戰爭中在打擊日寇、壯大自己的重要基地。抗戰八年,謝富治在太岳地區活動了八年,也可以說,他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發展壯大八路軍,做出過貢獻。 1945年9月,謝富治任晉冀魯豫太岳縱隊政治委員。重慶談判期間,作為和國民黨軍隊直接對峙的太岳縱隊領導人,陳賡、謝富治正確地領會中央意圖,在國民黨軍隊進攻時,發起了上黨戰役,配合了重慶談判。重慶談判後不久,謝富治便改任晉冀魯豫軍區第四縱隊政委。1947年8月,中共中央軍委在這個縱隊基礎上組建兵團。這就是名盛一時的“陳謝兵團”。陳謝兵團組建不久,就奉中央之命,挺進豫西,牽制並殲滅了大量國民黨軍隊,有力地配合了劉鄧大軍挺進中原。1948年5月,謝富治任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政委,成為劉伯承、鄧小平麾下的一員戰將。當年,陳賡、謝富治率部參加了淮海戰役,立下了赫赫戰功。

淮海戰役勝利結束後,在二野整編中,謝富治任二野三兵團政治委員,兵團司令員是陳錫聯。這是謝富治與第二個姓陳的合作。平心而論,謝富治與陳錫聯合作得也是好的。他和陳錫聯一起,率部參加了渡江戰役。在渡江戰役中,三兵團打得很好,渡過長江後向西南開進也很迅速。不久,他又與陳錫聯一起,率部參加了西南戰役,解放了西南地區主要省份,然後又率部進軍雲南。雲南解放後,第三兵團就駐紮在雲南。

總理悼詞

新華社(1972.03.30)

新華社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九日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在追悼謝富治同志大會上致悼詞,全文如下:

我們懷著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謝富治同志。

謝富治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北京部隊第一政治委員、中共北京市委員會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衛戍區第一政治委員。富治同志兩年前因患胃癌,割治後,經醫護人員盡力調治,家屬積極配合,特別是富治同志自己堅持與疾病頑強鬥爭、但終因癌腫廣泛轉移,久治不愈,於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十三時三十七分心臟停止跳動。終年六十三歲。

謝富治同志出身於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革命,一九二九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紅軍時期,他歷任戰士、班長、排長、副連長、連指導員,團、師、軍政治部主任,並做中共縣委、省委工作。抗日戰爭時期,歷任八路軍團、旅、軍分區、縱隊政委,軍區代司令員,併兼任中共地委書記。解放戰爭時期,歷任第二野戰軍縱隊政委、司令員,兵團政委。全國解放後,曾任川東區黨委書記、雲南省黨委第一書記,川東、雲南軍區、昆明部隊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

謝富治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長期革命戰爭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特別是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他忠於黨、忠於人民,為執行和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奮鬥不息。幾十年來,他在黨中央、毛主席的領導下,英勇戰鬥,忘我工作,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光明正大,勤勤懇懇地為人民服務,把畢生精力貢獻給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

謝富治同志不幸逝世,是我黨我軍的一個重大損失。全國人民都感到深切悲痛。我們悼念富治同志,要學習他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和優良品質,化悲痛為力量,在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團結起來,爭取新的更大的勝利!

大事年表

1909年生於湖北省黃安(今紅安)縣城區一個貧農家庭。少年時做過木匠。

謝富治謝富治

1930年參加工人糾察隊,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

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2年起,謝富治在紅四方面軍任宣傳隊隊長、連指導員、團政治處主任、紅九軍二十六師政治部主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部長。參加過鄂豫皖蘇區反“圍剿”和川陝蘇區反“圍攻”。

1935年,謝富治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曾擔任紅九軍政治部主任、中共懋功中心縣委書記。

1937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任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七七二團政訓處主任;後政訓處撤銷,恢復政治委員制度,任該團政委。此後,歷任一二九師三八五旅政委,太行軍區第六分區政委兼地委書記,太岳軍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等職,率領所部參加了反對日本侵略者的戰鬥。

1945年9月7日,太岳軍區主力部隊組建成晉冀魯豫軍區太岳縱隊,陳賡任司令員,謝富治任政委。

1947年7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4個縱隊13萬人挺進大別山;晉冀魯豫野戰軍陳賡、謝富治兵團挺進豫陝鄂;陳毅、粟裕率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挺進豫皖蘇,展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反攻。

1948年5月,劉鄧野戰軍和陳謝兵團改稱中原野戰軍,劉伯承任司令員,鄧小平任政委;陳賡、謝富治任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和政委。

1949年1月,根據中央軍委指示中原野戰軍整編的第二野戰軍,下轄第三、四、五3個兵團;陳錫聯和謝富治分任第三兵團司令員和政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謝富治歷任西南軍區第三兵團司令員,中共川東區黨委書記、川東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952年起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雲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軍區副政委、雲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昆明部隊司令員兼政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公安部隊司令員兼政委,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內務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等職。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56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謝富治謝富治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謝富治賣身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同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67年任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北京衛戍區第一政委。

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此外,他還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成員、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中央軍委委員等職。

在“文化大革命”中,謝富治追隨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迫害老幹部,鎮壓革命民眾,參與一系列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陰謀活動。

1972年3月26日,謝富治病死於北京。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對謝富治、康生進行審查。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謝富治的兩個審查報告。鑒於他們兩人的罪行,黨中央決定開除他們的黨籍,撤銷對他們的悼詞。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公審。

1981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謝富治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

其它事件

“文化大革命”的積極擁護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有“左”傾錯誤歷史的謝富治立即成了“文革”的積極擁護者。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謝富治在成立大會上講話

在“文革”中,謝富治是積極支持造反派的,當時人們私下流傳這樣一句話:“真新鮮,公安部長帶頭造公安部的反。”正因為如此,公安部許多領導幹部被打倒,而謝富治卻沒有被打倒,許多幹部受到衝擊,而謝富治卻沒有受到衝擊。

謝富治積極擁護“文革”,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因此,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謝富治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那時,中央書記處的幾個書記已經倒了,中央又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中央文革小組不僅取代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而且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權力略高於中央書記處。但是,按毛澤東的構想,中央文革小組只是臨時領導機構,“文革”結束後是要撤銷的,屆時還要由中央書記處來領導中央的日常工作,因此,他讓謝富治進中央書記處,用意是深遠的。後來,謝富治又被任命為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軍區政委。可以說,他得到了毛澤東的充分信任。

因此,他在“文革”初期,對“文革”是真心實意擁護的。實際上,他已經脫離了老幹部的隊伍,完全站在造反派一邊了。由此可見,他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公安六條”的製造者

謝富治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貢獻”,是炮製了“公安六條”。

“文革”初期,造反派組織、紅衛兵組織像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他們的行動也越出了軌道,抄家、揪斗、打砸搶,劣跡斑斑。一些犯罪分子則趁機打著“造反”的旗號,衝擊機關、學校、工廠,破壞交通,甚至衝擊監獄。在極度混亂中,許多對“文革”不滿的幹部民眾給中央提出不同看法,有的還貼出了反對“文革”的大標語和大字報。可是,這些,在積極擁護“文革”的謝富治看來,是“反動”的,他把支持“文革”、支持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的造反行動放在第一位,當做自己的“神聖職責”。因此,紅衛兵和各種造反派組織的行動不論多么過火,他都認為是革命行動,都要支持,而對於反對“文革”的人,他就當做階級敵人來對待。他認為,公安部門的工作中心,就是支持“文革”。基於這一想法,1966年12月,他與一些人合謀,經過一段時間緊鑼密鼓地“研究”、寫作,制定了一個“公安六條”。

“公安六條”的主要內容是:(1)對於確有證據的殺人、放火、放毒、搶劫、製造交通事故進行暗害、衝擊監獄和管制犯人機關、裡通外國、盜竊國家機密、進行破壞活動等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依法懲辦。(2)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3)保護革命民眾和革命民眾組織,保護左派,嚴禁武鬥……對那些打死人民民眾的首犯,情節嚴重的打手,以及幕後操縱者,要依法懲辦。(4)地、富、反、壞、右等類人員,一律不準外出串連,不得混入革命民眾組織,更不準自己建立組織。(5)不得利用大民主或用其他手段散布反動言論。(6)黨、政、軍機關和公安機關人員,如果歪曲上述規定,捏造事實,對革命民眾進行鎮壓,要依法查辦。

“公安六條”炮製出來後,

1968年1月,康生夥同謝富治製造了雲南“趙健民特務案”,使雲南大批幹部民眾受到迫害,1.4萬人被迫害致死。2月,康生又夥同謝富治製造了內蒙古“內人黨”冤案。“內人黨”即“內蒙古人民革命黨”,1925年經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批准成立,大革命失敗後就已不復存在。但康生說:“軍隊內也有內人黨,這個問題很嚴重。”謝富治就附和說:“內人黨明里是共產黨,暗裡是內人黨,要把它搞掉。”在這一冤案中,34.6萬餘人受到誣陷,1.6萬人被迫害致死。

2月,上海師範學院特偵組派出兩個人前往青海某監獄提審一個案犯,了解姚文元的父親、叛徒文人姚蓬子的歷史。案犯詳細地交代了姚蓬子叛變和加入特務組織的情況,並寫了證明材料。材料交看守員蓋章時,看守員發現是有關姚文元父親的問題,便向青海省公安廳報告,青海公安廳便命人將兩個調查人員禁閉了起來。謝富治接到青海來電,大發雷霆,立即把同意調查的公安部副部長李震叫來訓了一通:“姚文元的父親,你敢隨便答應人家調查?你的膽量這樣大!你這個副部長還想當不當,你的腦袋還要不要?”而後謝富治又具體指示:這是一件嚴重的政治問題,是反革命的惡毒陰謀。要把兩個外調者抓起來,用飛機送到北京。後上海師範學院姚蓬子特偵組被解散,有關人員被隔離審查。

7月,謝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調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歷史檔案。他對參加的工作人員說:“清檔是從檔案中查黨內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反革命罪行。”他們先後整理出誣陷朱德等14位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黨政軍負責人的材料400餘件,製造出多起假案、錯案。其中有一件即是“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

1967年10月8日,在北京出現一份不同尋常的傳單《中國共產黨非常中央委員會致全黨的公開信》,它深刻地剖析了正在進行的“文化大革命”,指出這是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經濟上、文化上對黨和國家的大破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央文革的陳伯達、康生、江青在那裡興風作浪,指出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為這些“左派”撐腰的是林彪。傳單惟一稱讚的人是周恩來,說局勢所以還有一線挽救的希望,是因為有日夜操勞的總理在苦撐大局。

這份傳單一在北京出現,立即驚動了中央文革小組和謝富治把持的公安部。謝富治如獲至寶,立即調集了公安部的專家破案。很快,1967年11月24日便在天津破獲此案。寫信者是天津一家煤球廠的一個工人。他承認從頭到尾自始至終,都是他一人幹的,沒有任何其他人參加。經過公安人員對筆跡及油印機進行鑑定,確定的確是這人所為。這一案件本可以結案了,但事情並非如此。

1968年4月28日下午,陳伯達和謝富治在人民大會堂接待廳接見特偵組人員。陳伯達說:“抓了幾個煤球工人,煤球工人不熟悉黨的情況。不行。我的意見你們不算破案。要像富治同志講的,你們要追,要很嚴肅、很認真地窮追,追到哪個就是哪個。”追查了幾個月,進展不大。8月19日、12月6日,陳伯達和謝富治又兩次接見特偵組,給他們打氣。陳伯達很明確地說:“就是要往上追,總而言之,不管你三七二十一,搞到誰就是誰。”謝富治乾脆挑明了:“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

查到最後,12月間,竟查出一件“驚世奇案”---“中國(馬列)共產黨”案。在刑訊逼供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女實習研究員周慈敖,被迫按照特偵組的意圖交代說在北京有個“中國(馬列)共產黨”,“中央書記”是朱德,“中央副書記兼國防部長”是陳毅,“總理”是李富春,“常委”有朱德、陳毅、李富春、徐向前、葉劍英、賀龍、廖承志、楊成武等,“委員”有王震、蕭華、余立金、伍修權、王炳南、劉伯承、譚震林等。而且,這個“中國(馬列)共產黨”在1967年7月,還曾秘密召開過“代表大會”。

謝富治看到供詞後馬上指示:“你們報告的情況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要是準的話就是個大成績。”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寫,要她寫真的,明天就要她寫,明天就要寫好。”但因牽扯到的領導人太多,而朱德等領導人在中共九大之後又分別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謝富治不敢把這個荒唐的材料上報毛澤東,要求封存起來,暫不銷毀。直到九大後,謝富治仍對專案人員說:“要對它進行堅決鬥爭,有的找不到證據,……案犯口供也算數,要防止暫時拿不到證據而把敵人放走,……不能輕易否定問題,不能不積極,不要消極,不要為敵人辯護,我擔心你們出現這個錯誤。”最後,這個“驚世奇案”不了了之

“七二O事件”

在“文革”初期全國動盪之時,人民解放軍是穩定全國局勢的關鍵力量。然而,林彪、江青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卻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試圖把軍隊搞亂。1967年1月10日,在江青的授意下,關鋒等人在《解放軍報》的《宣傳要點》中提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江青、林彪先後看了這個《宣傳要點》後,批示:“完全同意。”從此,“揪軍內一小撮”的風潮,就在全國颳了起來。由“揪軍內一小撮”而引起的矛盾,集中在武漢反映出來。

原來,武漢的造反組織分成兩大派。武漢軍區支持其中的一派——“百萬雄獅”,另一派便把矛頭指向了軍隊。他們接過“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衝擊武漢軍區,要打倒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武漢正在鬧事之時,毛澤東到武漢去視察。由於毛澤東是秘密去的,武漢的造反派們並不知道毛澤東已到武漢,但是他們顯然想得到毛澤東、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搞亂軍隊。當時,謝富治正在重慶。謝富治對毛澤東的保衛工作最為重視,每次毛澤東出行,他都親自安排,甚至親自陪同在側,充當“大警衛員”。因此,得知毛澤東到武漢後,謝富治立即準備赴漢。當時,王力正好在重慶,聽說謝富治將前往武漢見毛澤東,就和謝富治同行。

1967年7月14日,謝富治、王力到達武漢。他們有意在湖北大學校門口下車,與造反派談話,公開了自己的身份。武漢的造反派們立即行動起來,把謝富治、王力稱為“毛主席派來的親人”,“歡迎他們來武漢解決問題”。謝富治和王力馬上在武漢召集“匯報會”,以“中央大員”的身份“解決問題”。會上,謝富治向陳再道施加壓力,指責陳再道“犯了路線錯誤”,還說,“你們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錯了”,“你們要一百八十度大轉變,不轉變,你們自己考慮”。陳再道不同意謝富治的說法,不承認自己犯了路線錯誤。謝富治蠻橫地說:“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也不同意這個說法,謝富治立即給韓東山扣帽子說:“你這是反對林副主席。”接著,謝富治和王力一起,跑到武漢軍區支持的“百萬雄獅”指揮部,索要“百萬雄獅”頭頭的名單,沒有得逞。1967年7月18日晚,謝富治、王力竄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造反派總部,佩帶上了該造反派組織的袖章,擺出了一副支持該組織的架式。謝富治還要求武漢空軍負責人“亮相”,也支持該造反組織。謝富治、王力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第二天就廣泛宣傳謝富治、王力的“指示”,向“百萬雄獅”施加壓力,向武漢軍區施加壓力。謝富治、王力的行為,激怒了武漢的“百萬雄獅”,他們高喊反對謝富治、王力的口號,貼出了揪出謝富治、王力的大字報。這樣,武漢兩大造反派組織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了。

在此情況下,1967年7月19日,武漢軍區召開師以上幹部大會,請謝富治和王力講話。但他們在講話中訓斥武漢軍區的領導人。這一訊息傳到了“百萬雄獅”和獨立師、29師那裡,民眾和解放軍戰士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們於1967年7月20日凌晨開始遊行,並公開質問謝富治、王力:“百萬雄獅”是不是革命民眾組織?武漢軍區是不是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要他們回答,還聲稱:如果不回答,就要全市罷工、罷市,“百萬雄獅”要在武漢軍區呆一個月。

當天下午,陳再道去看望謝富治。“百萬雄獅”的人得知這一訊息後,尾隨陳再道進入謝富治的房間,他們質問謝富治,要求揪出王力。王力嚇得躲在裡間不敢出來,後來一想,謝富治算是老革命,有他保著,沒有問題,便大膽出來與“百萬雄獅”的人見面。但“百萬雄獅”的人不吃那一套,把王力抓走了。這樣一來,謝富治也慌了神,但靈機一動,對進入他房間的“百萬雄獅”的人說:我是老革命,你們要抓我,就抓吧,看你們怎么樣收場。“百萬雄獅”的人一下被他唬住了。謝富治靠“老幹部”這張牌,躲過了一劫。

“七二O事件”以後,江青等人以此大做文章,攻擊說這是搞兵變,是陳再道等人支持的兵變。武漢軍區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是“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典型,軍內確實有“一小撮走資派”,要打倒“軍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以“七二O事件”為導火線,全國出現了大量的衝擊軍隊、搶奪武器等事情。多虧毛澤東及時發現了問題,採取措施,把王力抓了起來,才平息了“揪軍內一小撮”的風潮。

謝富治本來在“七二O事件”中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但他轉向轉得快,見毛澤東反對亂軍,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也掉過頭來批起和他一起“並肩戰鬥”的王力來了。這樣,毛澤東就沒有追究他的責任。

陷害劉少奇,攻擊陳雲

謝富治在“文革”中,積極參與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活動,誣陷、迫害了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謝富治誣陷的黨內第一個高級幹部,是劉少奇。

劉少奇在“文革”初期就被批鬥、被打倒,造反派甚至衝到劉少奇家裡,辱罵、毆打劉少奇。但真正要打倒劉少奇,必須有“材料”。這個“材料”是誰搞的?是中央文革小組那幫人,主要是江青、康生帶頭搞的。但是,謝富治也是參與搞這個“材料”的主要人物之一。

謝富治是劉少奇特偵組的成員,在誣陷劉少奇的問題上,謝富治惟江青之命是從。他在一份材料上批示:關於劉少奇的任何材料,都要送給江青過目。在謝富治的參與下,江青、康生等人用逼供信的手段,陷害劉少奇。

從1967年5月起,謝富治就在江青、康生的直接指揮下,控制了王光美特偵組,並且在王光美特偵組中設立了一個劉少奇問題審查組,專門審查劉少奇。他們試圖從劉少奇歷史上找問題,把劉少奇置於死地,為此先後逮捕、扣押了一大批人。僅僅王光美特偵組就扣押了64人,江青、康生控制的其他特偵組扣押的人數更多。在這些被扣押的人中,有的與劉少奇所謂“歷史問題”有關,有的根本無關,但為了搞到打倒劉少奇的材料,他們捕風捉影地大搞逼供信,甚至對垂危的病人也搞突擊審訊。他們還在各地組織爪牙調查所謂劉少奇“叛黨”問題。先後在瀋陽、哈爾濱、上海、武漢搞重點調查,還組織了400多人查閱了大量敵偽檔案,但始終沒有查到所謂劉少奇叛黨的證據,也沒有查到王光美是特務的證據。手下人為了向江青、康生、謝富治交待,只好在王光美的調查材料上十分含糊地寫道:經調查,“基本上可以斷定王光美是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一個特務”。江青、康生、謝富治對這份材料很不滿意,將其作廢。後由康生親自動筆起草報告。康生生拉硬扯,羅織構陷,硬把王光美定為“美國、日本、國民黨特務”。他們想借陷害王光美來株連劉少奇。

但是,毛澤東對定王光美為“美國、日本、國民黨特務”持懷疑態度。況且,即使定王光美為特務,也不是劉少奇的問題。毛澤東仍然堅持要保劉少奇,不讓江青等人把劉少奇置於死地。

江青、康生、謝富治乾脆直接誣陷劉少奇。1967年6月,江青親自誣陷劉少奇在領導新四軍時“勾結敵偽”,還信誓旦旦地說:“我記不清了,可是一定有。”她要下面的人一定要查出劉少奇“勾結敵偽”的問題。謝富治立即執行,派人去查。結果,他的親信爪牙花費了很大功夫,查了很長時間,也沒有查到劉少奇“勾結敵偽”的問題,對此,謝富治十分惱火。

1967年下半年,江青、康生、謝富治加緊了陷害劉少奇的步伐。他們逮捕了當年曾與劉少奇一起做黨的地下工作的幾個人進行刑訊逼供,逼他們出具了一些荒誕的偽證。這些被迫寫偽證的人,寫後立即推翻了,還進行了申訴,他們卻扣押了申訴材料,不準上報。他們也不準劉少奇、王光美申訴,也不向他們對證。就這樣,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在謝富治的具體安排下,由張春橋執筆,於1968年1月寫出了三本所謂劉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內奸、工賊進行種種叛賣活動的罪證”。材料報給毛澤東,毛澤東看後,根本不相信。1968年1月中旬,毛澤東對江青、康生、謝富治報來的這份材料提出了懷疑和批評。他說,這份材料沒有相應的證據。1968年5月,毛澤東在中央碰頭會上又說:“整出來的劉少奇的材料,也不能全信。”“有的材料是故弄玄虛,是騙我們的,耍我們的。”1968年9月,他針對江青、康生、謝富治為了陷害劉少奇所搞的材料只有結論材料、不送附屬檔案的做法,批示道:“有十五個附屬檔案,都不見,速送來,十五個附屬檔案都應送各同志。”毛澤東希望中央的各位領導同志都來“把關”,慎重對待劉少奇的問題。

然而,江青、康生、謝富治卻共同做了手腳,他們在補送十五個附屬檔案時,凡是能“證明”劉少奇叛變的假材料,都附上,凡是證明劉少奇沒有問題的材料,如聶榮臻證明劉少奇1927年上廬山養病中央是知道的材料,都扣下,不給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看。

由於江青、康生、謝富治搞了假證,做了手腳,1968年9月,毛澤東批准了他們的報告。這個報告,依據假證,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一個月後,中共中央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未經核實討論,即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從組織上完成了打倒劉少奇的手續。此後,劉少奇被關押,也被剝奪了申辯的權利。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劉少奇被疏散到河南開封,11月12日含冤去世。

陳雲也是謝富治在“文革”中攻擊過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之一。

由於陳雲對“文革”持保留態度,毛澤東很不滿意。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不點名地批判了劉少奇,並改選中央領導機構。陳雲雖仍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但被排在最後一位,他的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不再被提及。謝富治看陳雲被冷落,就開始攻擊陳雲了。

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二中全會。謝富治在會上攻擊陳雲說:“陳雲同志在七千人大會上,主席三次叫他講話,他說沒調查沒有發言權。後來不到一個月,作了個黑報告反毛主席,反大躍進,反總路線。李先念同志、李富春同志那次也起了作用,應該徹底批判。按陳雲同志的報告搞下去,不知成什麼樣子。劉、鄧、朱德、陳雲都是搞修正主義的。”“劉少奇抬出陳雲搞經濟小組,收拾‘殘局’,就是搞修正主義。主席沒贊成陳雲同志出來。陳雲同志搞些什麼,多賺錢賣花布、炒肉片、高價商品。陳雲同志一貫反毛主席,休息也不乾好事。這些東西都要清算。”

新中國歷任公安部長

人物籍貫任期
第一任羅瑞卿四川南充1949年10月---1959年9月
第二任謝富治湖北黃安1959年9月---1972年3月
第三任華國鋒山西交城1975年1月---1977年3月
第四任趙蒼壁陝西清澗1977年3月---1983年4月
第五任劉復之廣東梅縣1983年4月---1985年9月
第六任阮崇武河北懷安1985年8月---1987年4月
第七任王芳山東新泰1987年4月---1990年11月
第八任陶駟駒 江蘇靖江1990年11月---1998年3月
第九任賈春旺 北京1998年3月---2002年12月
第十任周永康江蘇無錫2002年12月---2007年10月
第十一任孟建柱江蘇蘇州2007年10月28日---

1955年授銜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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